linda

来源=欧逸文/著 《野心时代》

2008年5月12日，《财经》杂志创始人、主编胡舒立正在北京西郊的一家宾馆主持一场奖学金项目学员典礼。一条短信告诉她：四川省发生了强烈地震。她向身边的钱钢凑过去，请这位曾经报道过唐山大地震的资深新闻人估计这场地震带来的破坏情况。钱钢判断：至少这场地震没有发生在大家熟睡的时候。但很快，他就意识到：学校正在上课，“学生们的伤亡将会很惨重。”

胡舒立出发前往北京市区，在车的后座上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工作。她指挥员工租赁一台卫星电话，并派出一队记者前往四川。身材小、健谈、好斗的胡舒立——她手下的一名记者在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觉得她就像一位“女教父”——决定报道这场地震，尽管在中国，报道这样规模的灾难将有政治上的风险。当这个国家在1976年遭遇上一场大地震时，政府将报道死亡数字的新闻压了三年。

但胡舒立已经因洞察言论自由的边界而成名。自从创办《财经》十余年来，她尖锐地挑战了中国媒体梦游般的形象。《华盛顿邮报》的David Ignatius对我说，她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复仇天使”。当其他顽强的中国记者被拘捕或噤声之后很久，胡舒立仍然留在主编的位置上。在中外媒体上，她经常被描述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而她仍在从事自己的事业。

不到一小时，第一位出发的《财经》记者已经在前往四川的飞机上，在他之后还有九名同事。当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强调地震“牵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心弦”的时候，《财经》正在调查死伤者的大致人数，并指出“许多受灾者仍然在等待救济物资”。

学校坍塌在钢筋水泥的废墟中。几家中国报纸质问：为什么有这么多校舍倒塌？它们针对建筑问题和遇难学生数量做出了严厉的报道（人们认为至少有5300名学生遇难）。胡舒立听说地方当局正在批评那些继续就校舍问题进行报道的媒体，但她相信《财经》可以找到报道此事的方法。她认为，一篇用正确的口吻和事实写成的报道将能够被刊出。“如果这事不是被绝对禁止的，”她说，“那我们就要做。”

6月9日，《财经》杂志刊出了一份长达12页的调查报道，语言冷静，事实可靠。根据这篇报道，轻率的经济增长，被挥霍的公款，以及对建筑标准近乎猖獗的忽视共同导致了灾难的发生。报道详细介绍了地方干部是如何偷工减料的，但并未提及相关责任人的名字。当我向胡舒立询问政府的反应时，她说：“他们生气了。非常非常生气。”但她和《财经》杂志都没有被惩罚。

在中国记者（或者按照党的语言说，“新闻工作者”）的世界里，五十六岁的胡舒立有着独一无二的轮廓。她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扒粪者，曾被中止记者职务，但她已经和一些中共最高权力领导人结成了可以直呼其名的亲密关系。

5.2英尺高，身材苗条，精灵短发（pixie haircut），一柜子色彩协调的衣服，她经常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在北京闹市区的泛利大厦19层，整洁而开放的灰色砖砌空间构成了《财经》杂志的编辑部。走廊上，鞋跟敲出的急切脚步声预告了胡舒立的到来。她迅速穿过编辑部，滔滔不绝地发布自己的命令和想法，然后再次走出门去——“就像一阵风般突然和迅速”，如今在香港大学从事研究工作的钱钢说。

我认识的不止一个人都将与胡舒立聊天的经历比作接受机关枪连珠炮般的攻击。一些人对她的这种强度不太对胃口。胡舒立的一位老友，《经济日报》编辑汪郎曾经再三谢绝她加入《财经》一起工作的邀请，因为汪认为“保持一定的距离对我们的友谊更好”。在有的观点看来，和她在一起要么令人惊心动魄，要么令人丧失勇气。她的老板，财讯传媒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波明半开玩笑地告诉我说：“我怕她！”

1998年，胡舒立依靠两台电脑和一个借来的会议室创办了《财经》。从那时起，她已经在领导这本杂志的过程中展现出了近乎完美的判断——判断多大程度的坦率和挑衅是这个政权能够容忍的。这意味着决定报道什么——那些猖獗的公司欺诈，政府对SARS病毒的隐瞒，以及一例例的政治腐败；但同时也决定不报道什么。当美国印刷媒体处于衰退的时候，中国的传媒正在成长，《财经》是第一份有望跻身世界级的出版物。“它与你在中国见到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前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为《财经》写专栏的谢国忠说，“它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奇迹。”

《财经》杂志印刷光洁，版式设计和《财富》杂志类似。它很沉，广告很多，包括卡地亚手表、信用卡、奔驰SUV。它的写作有意保持高信息密度，甚至是精英式的。比起一份仅仅拥有二十万发行量的杂志，中国的宣传官员们更可能对电视和销量巨大的报纸进行压制，后者有着以百万计的受众。但这份杂志进入了中国政府、金融机构、学术机构的许多最重要的办公室，这为它带来了非凡的影响力。最近几年，它开始通过中、英文的一对网站延伸自己的影响范围，网站对《纽约时报》的网站进行了少量的模仿。这两个网站每月吸引320万独立访客。胡舒立为杂志和网站写作专栏，并被广泛引用。她还管理着一系列吸引了共产党的经济领导来参加的会议。《财经》最新未公开的计划，是以布隆伯格和道·琼斯为目标：和香港大亨李泽楷合作一个英文通讯社，该通讯社将发布《财经》记者的报道。

当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政治学者Sam Popkin和她的妻子，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谢淑丽（Susan Shirk）第一次目睹胡舒立做报道的时候，他想起了《The Boys on the Bus》一书对《纽约时报》记者R. W. Apple的描绘：“Apple常常每天打上百个电话。”Popkin说：“她总是在想办法弄清到底是这个体制里的谁有权力知道发生了什么。”Popkin补充说：“她是一个人体U盘，你写入信息，然后她继续去找其他人。”胡舒立的竞争对手当然记得最清楚。近20年前，时任一家主要商业报纸记者的林力博努力与她竞争对一轮闭门会谈的了解程度。他回忆说：“她甚至搞到了他们的菜单！”





《野心时代》

（美）欧逸文/著

潘勋/译

八旗文化

2015年1月　　



1992年，胡舒立是国内第一份全国性商业报纸《中华工商时报》的国际版编辑，她开始报道一小群在西方经济制度下接受训练的中国人回国后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的工作。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与她同龄，是高干子弟。这群人将自己的团队称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他们在崇文门饭店租用了一些房间，搬出床铺，设立了办公室。其中一张办公桌属于高西庆，他在杜克大学获得了法律学位，回国前在理查德·尼克松位于纽约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另一张桌子属于王波明，作为前驻外大使、副外长之子的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金融，并曾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研究部门担任经济学家。他们赢得了一批中共明日之星的支持，比如一位副总理的女婿王岐山，具有改革头脑的政治家后裔周小川。

“我决定采访中国所有的顶级金融家，”胡舒立回忆说。她称之为自己的“家庭作业”，而时任《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的James McGregor也开始注意到，胡“与他们中的所有人交谈，从他们身上抽取信息，就好像一个研究生在同德高望重的教授们谈话一样。”作为成果，胡舒立得到了一连串的独家新闻，并逐渐和那些后来的高官建立了联系，这串名单是无人能比的：今天，高西庆掌管着中国2000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王岐山是副总理和经济政策制定者，周小川则是央行行长。

北京的很多人都想知道，早年建立起来的这些关系在多大程度上保护了胡舒立。但她坚持认为，人们高估了她和权力的接近程度。“我不知道他们的生日，”她说，“我是一名记者，他们也把我当作记者对待。”

胡舒立的关系网看上去发挥的是更微妙的作用。她将自己置于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边缘，置于共产主义历史和资本主义现实的边缘，置于维护中国利益和拥抱世界的边缘，并已成为一名无价的沟通者、翻译者。2008年奥运会的几周前，中国政府麻烦缠身，看上去开始变得粗暴起来。她利用一篇社论谴责了发生在警察和记者之间的冲突，劝诫大家“自信、开放、友好”。“用英语来说，”她补充道，“（中国的奥运组织者们）应该‘take it easy’。”这是一种高明的角色。另一次，胡舒立需要为广受瞩目的年刊选择一幅封面照片。编辑们将选项缩小为两个：一幅是古板的新闻图片拼贴，另一幅则是一个看起来尖锐的镜头：一个女子走进沙尘暴之中。胡舒立更喜欢那副看起来挑衅的，但最后一刻她又犹豫了。

“这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吗？”根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她这样问道。“它是否太负面？”有人争辩说，它展示了中国最好的一面——它的决心，胡舒立笑了。“我能解释它，”她说。

中国的媒体不再完全是温顺的绵羊，但在这个喧闹的经济体中，媒体的自由度仍然低于其他行业。《财经》和它对新闻价值的判断是少数派。去年九月，新华社在网站上发布了一则报道，详细介绍神舟七号是如何完成它的第30圈绕地飞行的。这则报道有相当多吸引人的细节，比如“调度员坚定的报告声，打破了全船的沉寂。”但不幸的是，那时火箭都还没发射。（后来新华社道歉说自己误发了一篇“草稿”。）在中国两千份报纸和八千份杂志中，《财经》和其他几份金融报纸是少数具备独立声音的私营出版物。（所有中国媒体都被要求拥有一个挂靠单位，尽管挂靠单位对各媒体的干涉情况各不相同。而作为香港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财讯传媒集团是由十五名个人投资者控制的。）

中国的领导层对媒体改革一直谨小慎微。“中国的报纸、广播和电视永远不再会被允许成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战斗前线。”……

当一家媒体第一次触犯宣传禁令时，会得到一张和足球比赛中类似的“黄牌”警告。有记者说，如果一年之内得到三张黄牌，那么这家报纸或杂志就要被关了。（根据国家通讯社的报道，2004年，有338份出版物因发布“内部”信息而被关停。）但编辑们需要自己猜测他们可以走多远，需要自己计算越过一个未经定义的界限的风险——普林斯顿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名誉教授Perry Link将这种审查方式比作“盘在头顶吊灯上的一条巨蟒”。“通常，巨蟒不会动弹，”他在2002年的《纽约书评》中写道，“它不需要动。它觉得没有必要明确自己的禁令。它那沉默而持久的信息是：‘你们自己决定’。在它的阴影下，每个人都往往会作出或大或小的调整——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

第一次乘出租车去胡舒立家的时候，我确信自己迷路了。和她的很多编辑记者同事不同，她并不住在北京新建的高层住宅楼中。她和她的先生，中国传媒大学影视教授苗棣在一群老式住宅楼中拥有一套三居的房子，窗外是枝繁叶茂的花园。1950年代，这里的房子是提供给共产党干部的专用住所，政府将一部分空间分给了胡舒立的父亲。隔壁则是中国的旧媒体要塞，住着国家广播台的总部人员以及电影电视的审片者。

胡舒立上班需要开20分钟的车，这段车程将她从一个世纪带到另一个世纪。当她到达《财经》办公室的时候，《华尔街日报》北京办事处就在她隔壁。最近一个下午，她上班迟到了，而迟到的原因则是一场特殊的约会：胡舒立决定给自己的高层编辑们换一身新衣服，她召来了一个裁缝。随着《财经》杂志的声望越来越高，她的员工们也将更多的时间用来面对公众或是海外人士。“外国人总这么穿，”她一边匆匆走向自己的车，一边满意地拉拉自己的贴身上衣。她和自己的编辑们达成协议：每人去买一套新衣服，杂志社就掏钱再给他们买一套。裁缝抱着一堆套装走进了会议室，员工们陆续进来试衣。

“这里看上去太宽松了吧？”37岁的执行主编王烁正在试一套精致的灰色条纹上衣时，胡舒立拉着衣服的腋下说。被老板戳着自己身体的王烁展现出茫然忍耐的表情，这种表情我在被放进浴缸的狗身上看到过好几次。

“已经很紧了。”王烁提出抗议。

“他已经感觉很紧了。”裁缝说。

“继续！”胡舒立说，“想想电影里的007。就要那样！”

这种要求与其说是出自美学的，不如说暗示了胡舒立对国际化有些夸张的追求。一位善意的美国教授曾经劝告她说：“如果你在中国当记者，你将永远不能真正进入国际主流。”她看上去决定要证明他是错的。

在母亲的家族这一边，胡舒立生于一连串共产党记者和知识分子之后。她外公胡仲持是知名的翻译家，也是《申报》的编辑。而胡仲持的哥哥胡愈之创建的出版社则出版了《鲁迅全集》以及埃德加·斯诺和约翰·斯坦贝克作品的中文版。鲁迅是现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也是胡愈之家族的好友。

胡舒立的母亲曾是《工人日报》的高级编辑，父亲早年在一所教会学校学习英语，后来成为一名激情燃烧的地下共产党员，之后在工会任中级职务。他们将自己年幼的女儿取名舒拉，以纪念一位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牺牲的烈士。1970年代，她将名字改为舒立，一个更常见的女名。

胡舒立对于中国对待知识分子变幻无常的态度有着敏锐的理解。她的叔祖父胡愈之在文革前曾是文化部副部长，“但我们却被告诫：不要对其他人谈及此事。”胡舒立告诉我说。她的直率屡屡让父母忧虑。“我不太守规矩，总是想什么就说什么。”后来她进入了带有精英色彩的北京101中学就读，这里曾经是很多共产党干部后代学习的地方。学生们可以有特权接触到当时被禁的外国文学作品，包括专门为有限的党内精英印刷的凯鲁亚克、塞林格和索尔仁尼琴作品译本。胡舒立还从家中拿书出来，藏在自己的枕头底下，直到她可以和朋友们交换书籍阅读。

胡舒立13岁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她的学业也被迫中止。作为一名表现突出的编辑，胡舒立的母亲在报社被批斗，被软禁于家中。她的父亲被发配去做二线工作。和其他同龄人一样，胡舒立成为了一名红卫兵，在全国串联。当运动陷入暴力的时候，她从书中寻找庇护，努力保持接受教育的样子。“那是一个非常困惑的时期，因为我们丧失了所有的价值，”她说。在16岁生日的前一个月，她被派往农村干革命。

“很荒谬，”她发现农民们丧失了干农活的所有动力。“他们只想在地里躺上两小时。我问：‘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他们说：‘你怎么能想这个？’”她继续说道：“十年后，我意识到一切都错了。”胡舒立的姐姐当时在一个邻村，她后来写了一本书《走出熔炉》，描述上山下乡运动是如何永远改变他们那一代人命运的。它“埋葬了他们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之梦。”她写道。

两年后，胡舒立参军了——几年之后，她又因此加入了共产党——她被派往江苏北部农村一所偏远的医院，一待就是八年。她在餐厅工作，养猪，帮忙看门，运作一个小小的广播台，播放音乐和通知。1978年高校复课，胡舒立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了渴望已久的位置。新闻系并不是她的第一志愿，但它是这所学校所能提供的最好专业。她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系里唯一一名穿军装上学的大一女生。“班上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她是谁，”苗棣回忆说。当时，来自一个北京军人家庭的苗在历史系学习，一节英语课上认识了胡舒立。苗棣也曾被下放，他们都怀有一种类似的不满。1982年，他们结婚了。

大学毕业后，胡舒立加入了《工人日报》。在进行了一些早期的调查报道之后，1985年，她被派往东南沿海城市厦门的记者站。这个地区被指定为发展市场经济的试点。在那里，她发展了自己建立关系网的能力，她与市政府的每一个人见面——包括和市长打桥牌。在她采访的人当中，有一位前景看好的年轻干部，当时担任副市长，他就是习近平，一位政治局委员之子。习是一名亲市场的忠诚党干部，他成功建起了一座主题公园，这给他带来了“财富之神”的称号。今天，习是中国的副主席，并被认为是主席的接班人。

1987年，胡舒立获得了前往位于明尼苏达的世界新闻研究所进行五个月研究的机会。这段经历有如天启。“我整晚地阅读圣保罗先锋通讯社的新闻”，她说，她对这家通讯社的规模感到惊奇。（那时的《工人日报》只有四个版。）她与《费城问询报》的调查记者见面，并在《今日美国》实习。回国后，1989年春天的运动激发了北京新闻界的活力，在几周的时间里，报纸从审查制度中解放出来。包括胡舒立在内的许多记者加入了游行队伍。6月3日晚军人镇压，胡舒立回忆说，“我到街上去，然后回到办公室，说‘我们应该报道此事’。”但决定已经下达：“报社决定就此事不发一言。”和运动的牵连让她付出了代价。许多说话的记者被解雇，或被放逐到外省。苗棣认为胡舒立可能被捕，最后，她被停职十八个月。

她利用这段时间写作了《美国报海见闻录》，这是第一本审视美国媒体与民主关系的中文图书，内容包括对水门事件和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的描述。在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中，这曾是一本必读书。她在书中向同行们提问：我们当中的谁“能够身先士卒，做一些类似于美国媒体所做的事情”？

1998年，胡舒立接到了王波明的电话，王是那个在宾馆里搭起办公室的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创建者之一。他准备办一份杂志，想让胡舒立来运作。胡舒立提出了两个条件：王波明永远不能干涉她的编辑部，并且提供一份两百万元人民币的预算，用以支付严肃报道的差旅费用，以及给记者们提供高到能够防止他们收受贿赂的工资。王波明同意了。这并不是什么慈善施舍，他和他的那些在政府里决意改革的同伴们将这份杂志视为他们经济现代化决心的延展。

“你需要媒体的作用来向公众揭示事实，以及，从某种意义上说，帮助政府发现弊病，”王波明最近在他位于《财经》总部楼下大而乱的办公室对我说。他是那代人当中的典型代表，在美国接受教育然后回到中国。他头发浓密，黑中带着点点灰色，戴Ferragamo的眼镜，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具备中英双语的幽默感。当他谈起胡舒立的时候，脸上划过一种不耐烦的表情，这是因为他最终得到的东西比自己最初指望的要多。“我们没有料到一起到来的还有这种程度的风险，”他说。不过王波明的言谈中也流露出：他敏锐地感受到了胡舒立对中国的重要性。“当年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需要自己挣学费，所以我给唐人街的一份报纸打工——《中华日报》，”他说。作为一位初出茅庐的新记者，他喜欢抓住每一次发掘一条线索的机会，他体会到了“无冕之王”的感觉。

《财经》很快就确立了自己的风格。1998年4月，它的创刊号做了一则爆炸性的封面特稿，报道对象是琼民源案：一家地产公司虚报利润后股价涨了四倍。《财经》报道说，散户投资者损失了几百万元，而事先得到消息的内部人员则早已卖掉股份。监管者愤怒了，他们指责《财经》无视新闻纪律，王波明的高管们不得不一起前往监管者的办公室做检查。

每一则报道都在修正着胡舒立对自己能够走多远的计算。2002年，一名25岁的《财经》记者在浏览海关记录时发现，中国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银广夏股份在网上发布了一则伪造的8700万美元利润单据。这则报道的政治风险很高，因为一批高层领导已经参观过该公司，并提出了表扬。王波明很担心《财经》会因刊登此报道而被关掉，他做了一件自己表示永远不会再做的事情：出刊前给党内一名高官打电话求得批准。“他问：‘这则报道是真实的吗？还有没有什么疑问？’”王波明回忆说，“我说：‘报道绝对真实，但会带来政治上的影响。’他说：‘如果是真的，就出吧。’”报道刊出几小时后，银广夏的股票被停牌，公司高管们先后被送进了监狱。

不过，奠定《财经》地位的决定性时刻还要等到几个月之后。那时，记者曹海丽到达香港，发现火车站月台上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戴着口罩。究竟是怎么回事？她通知了胡舒立。中国媒体当时已经在报道一种神秘的新型病毒，但卫生部官员向公众保证：病毒得到了控制。广东省的报纸编辑们被私下要求编发让大家对病毒放心的报道，一名编辑回忆说，有的要求甚至细致到了用怎样的字体。但这些限制并没有影响到广东省之外的媒体。“我买了很多关于呼吸系统疾病、传染病和病毒的书，”胡舒立说，她的员工们也开始寻找政府声明中的谬误。同时，《财经》的编辑们跟踪着世界卫生组织的网站，根据网站记录，SARS病毒感染病例在中国持续增长，而政府却在继续否认。《财经》的报道口吻严肃，提出质疑，但并没有真正指责政府在说谎。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财经》出版了每周一期的SARS增刊。最终，杂志碰到了底线。“《财经》正准备出版一期反思SARS的杂志，”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成员David Bandurski说，“政府送来了禁令：‘不，不能这么做，现在就得停下。’”

渐渐地，胡舒立能够精确地感觉到一个敏感的话题何时才能够安全地进行报道。“你能感觉到她在作调整，”原《财经》编辑王丰告诉我说。“比如说，在周一的编辑会议上她可能决定做某个内容，编辑记者们就去做。到了周三的会上，她可能会说：‘知道吗？我得到了关于此事的更多信息，我们不能谈它了，或许我们应该把目标调低一些。’”在极其敏感的政治腐败案中，《财经》的调查记者经常花几周几月的时间收集信息，然后等待机会。很多情况下，一旦新华社发布了关于某官员被捕的简短消息，《财经》已经准备好了一则详细的报道。6月8日，新华社发布了一条一句话新闻，称深圳市市长被调查；29分钟后，《财经》就发布了一篇深度报道。

SARS之后，《财经》从未完全退至商业新闻的界线当中，尽管今天人们认为它“只是在监督经济”的看法让它获益。随着《财经》的独家新闻不断累积，银行业监管者开始召集记者寻求指点，而不是记者去找监管者。更令人满意的是，西方媒体别无选择，只能选择并相信《财经》的引导。在一定程度上，杂志的成功和声势已经在自我强化：它已经走得够远，以至于政府里的保守派已经无法确定其他哪些官员在支持着它。

紧接着，《财经》因为走得太远而得到了第一次教训。2007年1月，它的封面报道《谁的鲁能》描述了一群投资者是如何用微薄的代价换得对一个庞大集团的控制的，这个集团的资产从发电厂到足球俱乐部无所不包。《财经》报道说，鲁能集团当时市值超过100亿美元，但一个鲜为人知的私营公司仅仅花了不到5.5亿美元就得到了鲁能92%的资产。国家监管者没有得到这桩交易的通知——这是法律上的通常要求——此外，混乱重叠的董事会和股东看上去就是为了模糊公司新所有者的身份以及他们资金的来源。《财经》发现，近一半的收购资本来自一个难以追踪的源头。

在《财经》试图刊出一个简短的后续报道之后，当局命令网站删除这篇报道，报摊撤下杂志。据说《财经》上海记者站的员工被要求用手撕掉杂志。“每个人都觉得被羞辱了。”一个曾经的编辑说。

从那以后，《财经》不时因鲁能调查而被谈起，但胡舒立并不想谈这一事件，她将与政府发生冲突视为杂志“最大的灾难”。……

2007年，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授予胡舒立一个奖项，以表彰她的“良知和正直”。这个奖项是完全应得的，但它却将胡舒立置于稍微有些尴尬的同伴当中：之前的获奖者包括一位伊朗的编辑，她因自己杂志的报道而屡屡被召至法院；还有一位津巴布韦的编辑，他曾被军方逮捕并施以酷刑。

胡舒立并不像地下出版物的编辑那样生活在社会边缘，也不在异见份子的宣言上签字。她充满怀疑精神并饱含激情，但她的文章却引人瞩目地很少带有义愤。当她在专栏和社论中进行批评的时候，她使用的是忠实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的语言。在2006年的社保案之后，她并没有质疑一党政府的道德险境，而是强调中国脆弱的财产公开法律致使官员们的亲属和同僚获利。在2007年一篇题为“中共十七大之公众期待”的文章中，她表示：“当前民间积怨最大者莫过于官场腐败蔓延，权力缺乏制衡。”她继续写道：“有些论者总是担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将导致社会不稳定，殊不知政改裹足不前才会成为动荡的温床。”换句话说，政治体制改革带来的是巩固权力，而不是丢失权力。



四川地震一周年之后不久的一个6月下午，我在胡舒立的办公室里问她：为什么其他媒体因为报道校舍坍塌而被处罚了，但《财经》没有？“我们从不用非常感性或者不正式的语言说话，比如‘你说谎了’，”她说，“我们尽力分析体制，谈论一个好的设想或愿景为什么无法变为现实。”

如果一家中国报纸详细列出了批准建设不安全校舍的官员名单，它可能会在承担公共责任上为自己加上一分，但这种调查行动同样会让报纸非常容易受到小气的政治报复。胡舒立说：“我们努力不给那些不愿意被批评的干部们留下任何把柄。”最终，她说，重要的问题不是“哪些人在十五年前没有使用质量好的砖块”，而是一些更深层的东西。“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她说，“我们需要监督和制衡。我们需要透明。我们用这种方式表达，没有简单的说辞，没有口号。”

这种方式能够对那些真正想解决问题但又不愿放弃权力的政府内部改革者产生吸引力。一些中国记者说胡舒立最伟大的能力是让一个利益集团与另一个对抗，不论是依靠放大中央政府铲除腐败市长的努力，还是依靠政府一派反对另一派的计划。根据这种说法，它能让最具权力的集团留下来，而你也能做出真正的——甚至是可以产生利润的——新闻。然而危险在于，随着《财经》的影响力的增加和金融利益的增长，杂志可以选择承担更小的风险。最近，一位读者在《财经》的网站上发表评论说：“《财经》越来越主流了……批判思维的味道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旨在吸引读者和订阅者兴趣的东西，但这些东西缺乏灵魂。”

在绝对的禁区上，《财经》被证明是相当注意中国政府观点的。当上周乌鲁木齐发生民族暴力事件时，杂志派出了两名记者，他们在当地的报道描述了暴力及其带来的破坏，但他们的早期报道并没有冒险去调查造成骚乱的深层原因。同样地，西藏骚乱在少数民族中引发对当局的不满15个月以来，《财经》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这个话题。

不久前，我和中国最活跃的报纸之一《南方都市报》的前主编程益中一起吃了一顿午饭。程益中因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报道而成名。当时该报记者发现，孙志刚被带到了收容所，后来被打死。表面上看，收容所是为了安置流浪汉和亡命者，但收容制度却广受非议，因为它给予了警察在大街上要求人们出示身份证和暂住证，并可以没有理由地关押他们的权利。那些不能缴纳罚款的人可以通过为看守所运营的农田和工厂干活而获得释放。后来人们发现，孙志刚在街上被警察拦住并逮捕，尽管他坚称自己证件齐全。《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引发了公众对收容制度的愤怒浪潮，该报和其他报纸的后续报道显示，收容制度对于地方警察来说有利可图，并已孵化出一个全国性的网络，包括七百个收容所。根据报道，最少在一个地区，收容站购买收容者以获得更多的收入。2003年8月，此案促使中央政府废除了收容制度，这是中国媒体影响国家政策的一个令人惊奇的案例。但不到一年，程益中就被捕了，他的两个同事也因“非法挪用编委会奖金”的罪名入狱。此案被广泛认为是报道孙志刚事件以及之前的SARS带来的秋后算账。程益中在狱中度过了5个月，现在做一份不太为人所知的媒体工作。他的两个同事则被判了更长时间的徒刑。

我问程益中：为什么胡舒立的遭遇如此不同？他说，《财经》已经达到了一种高度，这将它置于低级官僚的势力范围之外。但他同时指出了差别所在：他的报道旨在从根本上消减警察的权力，而《财经》的关注点则是提升政府的工作。“《财经》的话题没有影响到根本的统治体制，因此它相对安全，”他补充说，“我不是在批评胡舒立，但《财经》在某些方面是在为一个更具权力或一个相对更好的利益集团服务。”

不出所料，胡舒立的看法有些不同：“我们不考虑这个或那个集团——我们考虑的是整个体制，以及所有能够达成改革的东西。”

承认体制权威，然后谨慎地追求它的改进，这种策略决定了《财经》的过人之处，也决定了它的局限性。曾经是新闻人的钱钢告诉我说：“洪水凶猛，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在中国，我们认为‘水滴石穿’。”

胡舒立则更喜欢一个更加喧闹的比喻。她说：《财经》是一只啄木鸟，永远在敲打一棵树，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

linda

【财新网】（实习记者 崔先康 记者 于宁 刘冉）自2014年8月，48岁的郭文贵已经在海外漂泊半年多时间了。这应该是他人生中第四次出国流亡。
　　根据财新记者的调查，郭文贵的第一次流亡在1999年前后。很多跟他有过接触的人说，那一次是为了躲债，他惟一的弟弟还被债主追杀砍死。但或许郭文贵还有更鲜为人知的理由。
　　第二次确实是为了躲债。2005年，郭文贵正处人生低谷，分别位于奥运村和亚运村区域的两个金光闪闪的地产项目因缺钱而濒临易手绝境。他花光了所有借款，在一位帮他筹钱的朋友被警方逮捕后，郭文贵选择逃离。好在第二年，郭文贵就开始了否极泰来的转折，一次至关重要的结盟让他从此无役不胜。
　　到了第三次出国避祸，就只是策略性的了。越多的胜利也意味着越多的敌人——包括昔日的朋友。2012年，敌人一起涌来，郭文贵暂避锋芒，之后大杀四方，将敌人送进了监狱和更漫长的流亡之路。
　　这一年年底的十八大改变了很多东西，包括让郭文贵如鱼得水的昔日游戏规则。但即使身在海外，郭文贵并未收手，太多的胜利蒙蔽了郭文贵，也蒙蔽了他围猎的那些掌握国家安全和政法力量的盟友们。
　　2014年12月19日凌晨，七八名外省警察突袭北京大学东门附近的博雅国际酒店。与郭文贵反目成仇争夺方正证券的前北大方正CEO李友仓皇逃走。同为枭雄的李友反戈一击，在末路逃亡中写信举报。2015年1月7日，郭文贵最重要的盟友之一、时任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落马。
　　一个在特殊身份保护伞下不为人知的狐假虎威、虎狐勾结逼迫商业对手就范，为其失败的资本运作输血的模式，也由此曝出冰山一角。
　　结交市委书记
　　郭文贵是山东聊城莘县人，农家孩子出身，家里有兄弟姐妹八个，郭文贵行七，只是初中毕业。据传其父早年曾“闯过关东”，后携妻子返乡，所以郭文贵也能讲一口东北话。
　　河南省会郑州是郭文贵起家之地，这里既是郭氏打通政商关系的演练场，也是郭文贵日后发迹的大本营。可能是为了凸显与郑州的特殊关系，郭文贵在国内常用的一张身份证显示，他是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出生于1967年2月2日。此外，郭文贵还有香港身份和多个英文名，其中一个获得证实的香港身份名为郭浩云。不过相关公司中的简历上显示，郭浩云（郭文贵）出生于1968年10月5日，1987年-1989年，为黑龙江政府职员；1989年-1992年，黑龙江林药联营公司郑州分公司主任；1992年-1993年，河南大老板家具厂董事长。
　　以此推算，郭文贵在20岁左右开始外出谋生，后来到河南郑州进入商界。林药联营公司与大老板家具厂，均不必细考。郭文贵真正的起家，始于1993年9月，香港女商人夏平以香港爱莲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代表的名义，与郭文贵合资成立郑州裕达置业有限公司（后变更为河南裕达置业有限公司，下称裕达置业），郭文贵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此后经过一系列安排，整个公司主要归属郭文贵，更由其掌控。
　　有了港商的站台和合资公司背景，裕达置业成立第二年，就拿下郑州市政府小区拆迁改造工程，并以此新建裕达国贸大厦。至1999年建成的裕达国贸大厦，紧邻郑州市委市政府，地理位置优越，高202.1米，共45层，是当时郑州第一高楼。郭文贵也因此被河南政商两界认识。
　　结交权贵与郭文贵的早期创业相依相伴。早在1995年，裕达国贸大厦开工前后，时年27岁的郭文贵已是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王有杰的座上宾。1999年大厦建成后，郭-王利益链也臻于完善——这年11月，香港兆泽投资有限公司收购了裕达置业，王有杰的儿子王锴被任命为公司董事。而香港兆泽的老板郭浩云，正是郭文贵香港身份证上的新名字。
　　王有杰认为郭文贵“讲义气、可以信任”，还曾通过儿子王锴，将数百万元人民币和美元转移至裕达置业存放。据称，当时是因为王家发生了“盗窃案”。
　　2005年，已转任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王有杰被中央纪委调查，2007年1月以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刑二年执行。王有杰的判决书显示，其担任郑州市委书记期间，与郑州多位房地产商交厚，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承揽工程、收购国有资产、征用土地、工程开发等方面谋取利益。不过，“积极配合调查”的郭文贵，并未在王有杰案中受到指控。
　　无米之炊
　　终究是财务上缺乏底气，裕达国贸大厦的建设对郭文贵并不容易。工程初期预算16亿元，但实际建设中远超这一预算，总投资达26亿元。裕达国贸大厦建成后，郭文贵并未结清各种债务。据媒体报道，裕达置业当时的总负债超过14亿元。
　　仅工程款一项，就使郭文贵陷入诉讼泥潭。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下称中建二局）于1995年承建裕达国贸大厦，1997年6月大厦完工，总造价为2.4612亿元。但直到1999年6月，裕达方面仅支付了8975万元。1999年5月27日，中建二局就裕达置业拖欠工程款纠纷起诉至河南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后，裕达置业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法于2002年8月23日做出终审判决，要求裕达公司于终审判决生效后15日内，向中建二局支付工程欠款、垫支的材料款等合计3129万元。
　　郭文贵的开发资金主要来自土地抵押的银行贷款。在工程建设中，他还将楼层分层抵押换取贷款。他一度已经陷入债务危机，靠工行郑州分行给他发放新贷款救了一命。财新记者获悉，郭文贵曾累计以裕达国贸大厦66676.04平方米房产作为抵押，获取中国工商银行28笔贷款，合计5.88亿元，这一房产面积接近裕达国贸大厦总面积的三分之一。此外，郭文贵还进行民间借贷，其弟郭文奇就是在被债主追债中身死。
　　事实上，郭文贵的第一桶金从何而来也并不清楚。有一种说法是，郭文贵早期曾有6000万美元是截胡了菲律宾政府追缴的贪污高官赃款，此事一度东窗事发。“当时郭文贵跑到美国躲起来，都想把裕达大厦给卖了，还在纽约见了买家，但最后没有谈成。”一位知情人士向财新记者回忆。
　　摩根中心大翻转
　　2002年左右，郭文贵开始进军北京房地产市场。在此之前，郭文贵已有踏足首都的铺垫。1998年，他就与拥有广泛人脉的知名演员、山东同乡朱时茂合资成立北京文茂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北京摩根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摩根投资）。2002年1月8日，郭文贵在北京的另一家重要公司——北京政泉置业有限公司（下称政泉置业）成立。
　　在郑州官司缠身的郭文贵，在京城再次展现了“拿地才能”。他控制的摩根投资和政泉置业，拿到了朝阳区大屯乡的两个地块，分别开始建设摩根中心和金泉广场两个商业地产项目。
　　其中，摩根中心为朝阳区大屯乡的一块狭长地块，马路对面就是奥林匹克公园，距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仅180米，距2008奥运会主会场国家体育场（“鸟巢”）也仅有500米，处于黄金地段。在郭文贵入手之前，该地块曾经过了多次转让，甚至出现过“一地两卖”的纠纷，是北京开发商争夺的重点。
　　据2006年《商务周刊》杂志的报道，2002年，摩根投资通过协议出让的方式接盘该地块，并与北京市国土局分别在2002年9月10日和12月13日签署了摩根中心一、二期土地出让合同。根据合同，摩根投资获得该地块共需出资约3.6亿元，核算下来，每建筑平方米的土地成本不足860元。摩根投资当时交付了15%的土地出让金，计5400万元，剩余85%的出让金须在180天内缴纳。
　　按照最初的规划，摩根中心项目总建筑面积426730平方米，其规划的北京摩根中心A楼为高档办公楼，建筑面积约14万平方米，地上39层，是北京亚奥区域的最高建筑；B楼为19层超五星级酒店，建筑面积约5万平方米，内设200余套豪华客房及总统套房；C楼为三幢高19层的公寓，定位为176套顶级公寓，建筑面积约23万平方米。
　　建设过程很不顺利。2003年奥林匹克公园总体规划方案确定之后，摩根中心的白色长条造型和3倍于“水立方”的体量被认为“十分刺眼”。北京市规委提出修改设计规划，摩根投资多次修改方案后才得以通过。
　　但设计更改后，原建筑面积在42.67万平方米的基础上缩减了1万平方米。摩根投资据此向国土局要求降低大约1200万元土地出让金，却未获答复。此事随后被搁置。
　　资金并不丰厚的摩根投资，与建筑承包商北京建工集团也争执不断，致使工程开工不久，即于2003年11月一度停工。这个“北京第一烂尾楼”，更引来多方觊觎。
　　2004年， 国土资源部下发有关“停止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的规定，要求各地在2004年8月31日前将历史遗留的协议出让问题处理完毕，从当年8月31日起，将收回开发企业手中闲置两年以上的土地，史称“831大限”。文件颁布后，摩根投资先后派人、发函与北京市国土局协商，愿意按照原来合同交纳全部土地出让金。这一要求遭到拒绝，理由是摩根投资与施工单位在工程款上有仲裁纠纷。
　　一年后的2005年10月，北京市国土局以未在约定的期限付清全部地价款为由，宣布收回摩根中心等七宗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此时，摩根中心项目的公寓和酒店主体结构建筑已经基本完工。
　　2006年1月5日，摩根投资向朝阳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关于解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通知》。此案被舆论称为“北京第一土地回收官司”。摩根投资最终败诉。2006年1月13日，北京市国土局联手其他部门，亦取消摩根中心的立项、规划、建设和施工等许可证，摩根投资失去了对摩根中心的开发权。
　　据称，期间摩根投资为挽回局面曾多方努力，郭文贵也找到当时主管城市规划、土地审批的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希望政府改变决定。刘志华态度强硬，拒绝了这一要求。
　　2006年5月22日，摩根中心以“朝阳区大屯北顶村项目”的名义重新进入土地市场招标。北京市土地储备中心的信息显示，招标底价为9.91亿元，包括地价和地上建筑价值。最终，北京首创集团与广西阳光股份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以17.6亿元将其收入囊中，并更名为“辉煌中心”。
　　但仅半个月后，风云突变。2006年6月9日，刘志华被中央纪委“双规”。6月16日，接手摩根中心的首创董事长刘晓光，在首都机场被中央纪委工作人员以“协助调查”的名义带走；不久，北京奥运工程副总指挥金焱也被“双规”。
　　人们很快得知，刘志华落马是摩根投资被逼到墙角后导演的一幕复仇剧。郭文贵举报刘志华“权色交易”，收受外商巨额贿赂，插手重点项目，非法为公司做贷款担保及批地黑幕等诸多问题。“扳倒”这位主抓“一号工程”奥运会建设的副市长的，是一盘长达60分钟的录像带。
　　尽管属于“自卫反击”，北京政商圈仍然第一次见识了郭文贵一剑封喉的狠辣。多位知情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刘志华被偷拍，即为郭文贵动用特殊手段所为。这盘录像带经由相关部门特殊渠道，直接递进中南海，高层领导震怒，当天晚上即召开会议，责成中央纪委火速查办刘志华。调查结果也表明，5月22日的重新招标，实际在刘志华的操纵下，变成刘的一名情妇借首创集团旗号对摩根中心项目的豪夺。
　　事态再度逆转。2006年9月5日，北京市政府做出了将摩根中心地块再次收回的决定，首创置业和阳光股份组成的投标联盟放弃摩根中心地块。随后，郭文贵以3.6亿元原价重新拿回摩根中心的所有权，仅补缴了85%的土地出让金。
　　收复失地
　　2006年摩根中心的失而复得，显然是一个转折点。此后的郭文贵在商场上气势凌厉，继续令人吃惊地收复失地。
　　其中之一就是金泉广场。金泉广场是郭文贵与摩根中心同步操作的另一个北京项目。郭文贵早在2002年1月8日就获得了该地块，项目规划建筑面积为85.6万平方米，被称为亚奥商圈最大的商业项目。但郭文贵在金泉广场项目上决策错误，首先开发了6万多平方米的商业街。由于周边商业氛围尚未形成，商铺销售情况并不乐观，也导致计划中的二期住宅和三期写字楼、公寓无力开发。2004年底，整个工程处于停滞。
　　2005年秋，已经因摩根项目不堪重负的郭文贵，决定在金泉广场项目上引进央企保利集团的子公司保利（北京）房地产开发公司（下称北京保利）。当年10月，就在北京国土局宣布收回摩根项目的阴影下，摩根投资与北京保利签订协议，由后者入主金泉广场。
　　按协议，北京保利为郭文贵提供8亿元资金，其中5亿元用于金泉广场的后续开发，3亿元提供给摩根投资。作为交换，郭文贵将自己控制的政泉置业两家股东所持合计80%政泉置业股权转让给北京保利，并承诺北京保利可从金泉项目销售中获得不低于27%的回报。
　　北京保利入主金泉广场之后的2006年4月，项目开始预售，价格大涨，且销售相当顺利。然而，郭文贵后悔了。在当年摩根中心凯旋之后，他也向北京保利提出回购金泉广场项目。这当然遭到了拒绝。2007年5月10日，郭文贵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北京保利，要求回购其持有的政泉置业80%股权，诉讼标金额为4000万元。
　　此后的内情无从知晓，但郭文贵与北京保利的纠纷以和解结束。2008年5月，北京保利退出金泉广场项目，在政泉置业的股权也如约退回原股东北京金浩和北京浩云，北京保利对政泉置业的8亿元投资款及相应收益合计人民币13.71亿元，由郭文贵的北京盘古氏投资有限公司（下称盘古投资）承担，盘古投资以其拥有的盘古大观（即原摩根中心）A座写字楼整栋房产预售给北京保利进行抵付。
　　此时的郭文贵已经不仅能在北京妙手翻盘，在河南，他也获得机会轻松处置当年欠下的巨债隐患。
　　2005年6月，中国工商银行向各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7000亿元的不良资产余额。其中裕达置业的28笔贷款共计6.01亿元的债务本息（含5.88亿元的贷款本金），被工行河南省分行营业部作为“可疑类资产”剥离至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2007年11月12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郑州办事处发布公告，拟通过河南省产权交易中心对其持有的裕达置业债权本息合计7.17亿元，以2.73亿元的价格进行公开转让，但无人问津。
　　郭文贵最终还是保住了自己的资产。若干年后，他曾经的合作伙伴和敌人曲龙，在一份致有关部门的狱中揭发材料中，曾提及郭文贵如何逃废这笔债务：“后经过领导批示，转为不良资产，郭文贵以1亿元的价格，从资产公司回购债权。”财新记者采访的多名认识郭文贵的人士均曾听他谈及此事，但未能联系上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郑州办事处核实。
　　对郭文贵来说，2006年确实是一个转运年。在那之前，和中国大地上遍布的官商勾结故事一样，郭文贵在郑州与当时的市委书记王有杰关系密切，但还没有让他达到无往不胜的程度；作为一个外乡人，郭文贵在北京拿到了两个地处黄金地段的开发项目，却难逃“怀璧其罪”的劫数。但之后的郭文贵已非当年吴下阿蒙，他不仅在摩根中心事件中显示了特殊实力和狠辣风格，也逐步认识了一些新的“贵人”，有了更多不一样的关系，其中就包括2006年升任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的马建。
　　事后看，一个潘多拉盒子正是从2006年打开。郭文贵裹挟了越来越多的权力，借助国家机器的力量介入财富争夺。
　　华泰争夺战
　　2008年，天津环渤海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天津环渤海）的一次内部纷争，郭文贵以“捞人”的角色介入，却登堂入室，通过隐秘操作获取了天津环渤海下属天津华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华泰）的所有权，并从中套现4亿元现金，以及一系列的其他资产。在此过程中，郭文贵利用强力国家机器“借刀杀人”的场景多次出现。
　　2008年初，北京银邦伟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银邦伟业）在整合公司资产过程中，发现自己持有60%股份的北京凌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北京凌云）已经更名为北京世纪泰和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世纪泰和），而银邦伟业在北京凌云拥有的股权在这次变更中不翼而飞。
　　按照股权结构，银邦伟业控股北京凌云（世纪泰和），北京凌云控股天津华泰，三者都是天津环渤海控制的公司，其中最重要的资产是天津华泰持有的“津滨发展”（000897.SZ）1.8亿股可流通A股，2006年时候的市值约5亿元。
　　之所以采用这样的结构，天津环渤海董事局主席郑介甫告诉财新记者，2006年前后，天津环渤海旗下的几家公司上市之后，为规避关联交易问题，加上一些项目资金链紧张，有一些银行负债，为规避1.8亿股津滨发展股票被拿走，他特意把天津华泰拿到集团体外，由集团董事赵云安代持并担任董事长。但不幸的是，这个特意设置的股权结构网恰恰被赵云安利用。
　　2009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一份民事判决书显示，2006年10月16日，世纪泰和董事长赵云安使用虚假银邦伟业公司公章，模仿银邦伟业原法人代表吴熙恩的签名，将银邦伟业持有的世纪泰和40%和20%股权转让给两名自然人。之后又转至其弟弟赵克安担任法人代表的北京和达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和达创新），和达创新再收购了天津华泰一些小股东手中的11%股份，和达创新透过世纪泰和及自持，合计对天津华泰控股达到73.2%，赵氏兄弟成为天津华泰最大的股东。
　　实际上，此时的银邦伟业已经被郑介甫质押给了河南焦作商人谢建升。谢建升和郑介甫均告诉财新记者，当时郑介甫在购买俄罗斯“基辅号”航空母舰后，需要向对方支付1600万美元的中介费，但资金不足，故向谢建升借款1100万美元。2006年8月1日，谢建升以焦作凯莱大酒店有限公司的名义与郑介甫签订了1100万美元的借款合同。合同商定，以天津华泰的股份质押给焦作凯莱大酒店，期限为3-5年。具体操作方式，是将持有“津滨发展”股票的天津华泰放在北京凌云名下，而将控股北京凌云的银邦伟业质押给谢建升。
　　谢建升告诉财新记者，之所以要这样的结构，是因为银邦伟业是个较为干净的公司，没有太多的债权和债务。在借款完成后，他就将银邦伟业等公司的印章收缴。
　　2007年三季度，股市牛市出现，津滨发展每股涨到23元，天津华泰市值达到近30亿元的高峰。天津华泰多次以不同价格减持了大约7000万股的“津滨发展”的股票，共计套现10亿元左右，这些套现资金都落入了赵云安的控制之中。
　　2008年6月，郑介甫向天津市公安局报案，以涉嫌挪用资金罪将赵云安抓获。此后，赵云安私下转到福建宁德的一笔2亿元的资金也被追回。
　　多个消息源告诉财新记者，赵云安被抓后，其家属多处活动，并联系了盘古投资的副董事长虞晓峰。虞晓峰和赵云安是同学，曾受赵云安推荐，于2006年11月至2008年9月间担任过天津华泰的董事。
　　财新记者获得了承德市公安局2011年4月-11月对郭文贵、虞晓峰、赵云安等人的数份询问笔录。其中虞晓峰和赵云安的笔录显示，2008年6月，虞晓峰将赵云安案告知郭文贵，郭文贵设法将其“捞”出。赵云安取保候审后，为表感谢，同意由郭文贵下属的政泉置业，收购赵克安旗下和达创新的所有股份，主要资产是其控股的天津华泰，股票套现加现金资产约4亿元，还有一些其他债权和固定资产；赵云安则拿走了2500万股津滨发展股票加上1000多万元资金。
　　在笔录中，郭文贵称，当时赵云安给交易对价的估值是3亿元，但鉴于华泰的债权债务需要进一步调查，内部股东存在纷争，所以政泉置业暂时并不支付对价款，待公司价值、资产确定后再支付，但最多不超过3亿元。
　　合伙人反目
　　不过，郭文贵最终并未支付任何费用。此事件后来经历了更多的曲折，郭文贵与多年的商业伙伴曲龙反目成仇。
　　据郭文贵在笔录中称，当时刚和北京保利终止合作，政泉置业处于交接过渡期，不方便接收和达创新，所以安排曲龙和郭汉桥代持，等到弄清和达创新的资产、政泉置业完成过渡的时候，两人须再将和达创新的股份转回政泉置业。此外，因债务纠纷发生诉讼，政泉置业的账户被冻结，无法直接转账。郭文贵分得的天津华泰账上4亿元现金也转至曲龙的中垠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中垠公司）走账，再以政泉置业出具支付令的形式，将钱直接划拨到政泉指定的债权单位。
　　这套安排中的两人，郭汉桥为郭文贵的投资顾问，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曲龙，与郭文贵曾经“不分彼此的兄弟”。
　　曲龙1970年出生，黑龙江肇东人，1992年在黑龙江省交通厅驻京办事处工作，1996年下海经商。财新记者获悉，郭、曲两人相识于1998年前后，郭文贵到国外避事，其宝马汽车由侄子放在曲龙的汽车修理厂中修理，两年间欠下曲龙巨额修车款。郭文贵回国后一次性结清欠款，两人由此关系密切起来。
　　2005年左右，郭文贵的盘古大观建设急需资金，曲龙帮助郭文贵在湖南融资1亿多元，但郭迟迟还不上欠款。曲龙被债主逼债，于2005年3月以涉嫌合同诈骗被湖南公安刑事拘留，2005年6月逮捕，后经家人多方筹措，在支付了一定款项后，于2005年9月取保候审。曲龙家属告诉财新记者，曲被抓后，郭文贵即出国躲避，待曲龙取保后才回国，并多番安慰曲龙，“许诺两人以后均分公司利润，因此合作继续了下去”。
　　郭文贵在2006年6月扳倒刘志华后，自觉不方便再出面运营盘古大观等项目，便让曲龙出头帮忙操办盘古大观和政泉公司，以盘古大观为主。2008年5月，曲龙被任命为政泉置业的执行董事，代行董事长的权力，年底分红不低于500万元。
　　但两人的亲密关系未能长期持续下去。和达创新和天津华泰的归属，或是二人决裂的主要原因之一。郭文贵指责曲龙利用担任政泉置业执行董事的便利条件，通过伪造签名、制造虚假股权转让协议、变更公司名称地址等方式，将和达创新和天津华泰占为己有，并更名为源润控股；曲龙矢口否认，称和达创新和天津华泰是因为郭文贵无法支付对价款而转让给他，并且要求郭文贵归还天津华泰的4亿元现金。
　　不过，直至2009年12月，曲龙的中垠公司还曾出面，帮助郭文贵购买石家庄商业银行所持有的6.81%民族证券股份。据此可推知两人决裂当在此后的2010年。这一年，曲龙向国家安全部纪委、中央纪委实名举报郭文贵收购民族证券过程中侵吞巨额国有资产的问题，并接受了媒体采访。
　　2011年3月31日，曲龙驾驶的轿车在北京东四环的颂江南大酒楼窑洼湖店院内遭多车围堵，曲龙被砸开车窗后带走。据曲龙家属介绍，经警方和其调查，执行人员为安全部某处处长高辉、河北承德市公安局以及郭文贵手下等相关人员，共计10余人，以“涉嫌非法持枪”将曲龙带至承德市公安局。
　　此时间节点，正是在曲龙举报郭文贵侵吞民族证券国有资产之后不久。曲龙被带走的第二天，2011年4月1日，郭文贵顺利办理了民族证券控股权的受让手续。
　　2011年5月6日，以涉嫌“非法持枪”被抓的曲龙被以涉嫌“职务侵占”批捕。2012年，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和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和二审以职务侵占8.55亿元，判处曲龙15年有期徒刑。
　　逼退各路对手
　　在郭文贵与曲龙反目之际，发现抵押物不翼而飞的谢建升走上了漫漫维权路。2009年，谢建升在得知天津华泰被转给郭文贵的消息后，前往澳大利亚找到了郑介甫，郑介甫将原来质押的银邦伟业转给谢建升。
　　谢建升告诉财新记者，他回国后查看原本属于银邦伟业的天津华泰相关账目，发现公司已被掏空。
　　谢建升曾先后找到郑介甫、赵云安、郭文贵和曲龙等人讨要，但谈判无果，甚至爆发冲突。2012年8月，谢建升以合同诈骗向焦作市公安局报案，并获得公安部对案件办理的批示。焦作市公安局成立专案组，赵云安被抓捕归案，郑介甫遭监视居住，郭文贵则第三次逃往海外。
　　但事后看，这只是郭文贵的避其锋芒之策。他与马建建立的联盟已经围猎了越来越多的权力，以至于郭文贵可以身在国外，遥控指挥对敌人的剿杀。
　　在赵云安供认不讳、犯罪证据确凿的情况下，赵云安仍被取保候审。谢建升向财新记者讲述了他的调查所知：时任安全部副部长马建指派安全部某处处长高辉到焦作，以赵云安是国家特勤人员的理由，希望取保候审，但遭到焦作市公安局的拒绝，后又通过河南省检察院批示赵云安不予批捕，赵云安得以缴纳保证金释放。2012年7月，焦作市公安局再次接到国安部发函，称赵云安是国家特勤人员，责令焦作市公安局撤案。
　　此后，谢建升多次上访，并在2014年3月中央第八巡视组进驻河南时，将此案向巡视组反映。谢建升告诉财新记者，案件在2014年6月重新启动。赵云安被再次抓获时，正在河北保定服刑的曲龙也通过司法途径押解至河南。但河北省监狱管理局有高层赶到焦作，以曲龙在监狱中被发现涉及其他案件为由，要求将其调回河北。遭拒后，河北方面再赴焦作，以国家安全部和河北政法委联合办案为名要人。2014年9月12日，曲龙被押解回河北。
　　而后，事件发生戏剧性逆转。9月30日，负责谢建升案的专案组组长、焦作市公安局副局长王绍政涉嫌受贿遭到调查，谢建升也因涉嫌行贿王绍政遭到通缉，不得不逃往海外。
　　财新记者在焦作采访期间，曾就谢建升一案询问焦作市公安局，该局宣传科科长以先了解情况为由拒绝了财新记者的采访；之后财新记者多次拨打相关科室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天津华泰相关利益人也遭遇到各自不同的命运。郑介甫以涉嫌职务侵占的罪名被郑州市公安局通缉，通缉解除后又被焦作市公安局通缉；天津环渤海董事局副主席李明炯被承德警方以“私藏危险爆炸物”带至承德，后以“涉嫌职务侵占”被监视居住。目前郑介甫、谢建升分别避居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赵云安、曲龙入狱。郭文贵逼退了各路对手。
　　拿下民族证券
　　在开发房地产之外，郭文贵还将目光放至现金流更为充裕的金融机构。
　　2009年12月，政泉置业以2.91亿元受让石家庄商业银行持有的民族证券6.81%的股份，交易的市净率为2.75倍。
　　当时石家庄商业银行为民族证券第四大股东，2009年12月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出让上述股权。但具有优先受让权的首都机场、东方集团等其他股东均未参与摘牌。2010年6月13日，中国证监会批复了这一交易，政泉置业方浮出水面。
　　由于政泉置业陷入财务危机，并涉及多起诉讼，收购民族证券的前期工作以曲龙控制的中垠发展有限公司的名义进行洽谈。郭文贵以此为跳板，一年后，又取得了民族证券大股东首都机场集团持有的61.25%股份。
　　2008年4月出台的《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要求“一参一控”原则，即一家机构或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多家机构，参股证券公司的数量不得超过两家，其中控股的数量不得超过一家。简言之，一家机构最多只能控股一家证券公司外加参股一家证券公司，并要求在2010年12月31日前达标。
　　此时民族证券的第一大股东首都机场还控制有金元证券。2010年春节前后，在首都机场集团董事长张志忠提出的以金元证券为主、吸收合并民族证券的整改方案被拒绝后，张志忠辞去相关职务，后被刑拘。2010年12月，首都机场宣布转让61.25%的民族证券国有股权。2011年1月13日，这笔股权于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挂牌价为16亿元。
　　这一价格被认为是“白菜价”。挂牌通告显示，评估基准日为2010年6月30日，民族证券净资产账面价值17.81亿元，评估值为25.04亿元。当时即有媒体指出，未上市券商股权转让市场中，普遍的转让价为市净率的2-3倍。如果按一年前政泉置业受让石家庄商业银行手中民族证券股权时的2.75倍市净率计算，首都机场手中的民族证券股权应该值30亿元。
　　但是，首都机场对竞买者设下高门槛，即由三家以上国有独资企业（非金融机构）组成联合受让体，每家企业实收资本不低于500亿元，2009年末净资产不低于2000亿元。这基本是一个无法满足的条件。
　　民族证券挂牌期满，无人摘牌。具有优先受让权的五家股东中，只有郭文贵的政泉置业提交了受让申请。经过证监会批准，政泉置业一跃成为民族证券第一大股东，合计持股68.07%。后郭文贵通过增资，将股比提升至84.41%。
　　然而，在郭文贵逐步入手民族证券的过程中，被已成水火的昔日兄弟曲龙举报。曲龙称，自己控制的中垠投资有限公司是北交所十大优秀会员之一，在向北交所汇报情况后，北交所推迟了郭文贵取得首都机场所持股份的进度。
　　后来，身陷囹圄的曲龙曾再度写出举报信称，“2009年至2011年，郭文贵伙同国家安全部等部门个别工作人员，以国家安全工作需要为名，多次开具安全部公函，要求民航总局、首都机场集团将首都机场股份公司持有的民族证券股权低价转让给政泉置业。而在收购过程中，为避免正常收购竞争和溢价，郭文贵以同样手段，借助安全部副部长马建的力量，以国家安全部的名义，由河北政法委协调河北银监局，将石家庄商业银行持有的民族证券股权以协议形式低价收归政泉置业。之后，郭文贵还伙同安全部等部门工作人员，向北京国资委、北京产权交易所出具安全部公函，马建以安全部名义亲自出面协调，要求北交所设置排他性条件，使得政泉公司成为惟一受让人……郭文贵与少数国家权力机关工作人员，内外勾结，致使优良的数十亿国有资产流失。”
　　曲龙在这一举报信中还表示，他向安全部纪委等相关部门实名举报之后，“郭文贵却在第一时间致电我，明确告知其完全知晓我实名举报之事，恐吓我‘你敢告我，找死，倒数时日吧！’这一不合常规的情况，令我极端震惊。”
　　一位熟悉民族证券的业内人士也向财新记者证实，在首都机场股权转让以及后续增资中，确实有安全部官员上门找到民族证券的主要股东，“他们态度很好，出示了身份和介绍信，称郭文贵的公司是他们的合作伙伴，希望关照，价格低一些，以后不会亏待你们这些股东。”
　　致命的合并
　　郭文贵前后出资18.91亿元，控制了民族证券八成多的股份。但民族证券仍属业内小券商，现金流有限。政泉的债务危机始终没有真正得到舒缓，尽管曾开出了高达约25%的投资回报率，并提供地产项目的抵押，却少有金融机构敢与之合作。
　　2013年春，急需盘活资产的郭文贵与同由河南起家的李友决定，开展另一单更为重大的资本运作：将民族证券与李友执掌的北大方正旗下上市公司方正证券（601901.SH）合并。
　　2014年7月21日，合并方案获得证监会批准，8月初合并正式完成，合并后的方正证券第一大股东北大方正只有30%的股权，第二大股东政泉控股占股21.86%，以2014年12月方正证券的股价估计，郭文贵的持股市值达到200亿元。
　　李友上世纪90年代曾经在河南省审计部门工作，彼时即与在河南做地产项目并屡屡拖欠银行贷款的郭文贵相识，并曾替郭介绍过工行的关系，也因此觉得自己与“只会盖房子的郭老七”不乏交情。两人几乎同时到北京发展，李友完成了从资本高手到成功企业家的蜕变，郭文贵则因刘志华等案，在商界人人敬而远之，惯以特殊身份与背景恐吓对手或利益相争的合作伙伴 ，动辄翻脸，动用“手段”达到目的。精明的李友选择与郭文贵合作，原本就是各有所图，同床异梦，详情则需等李友、马建案情公布才能捋清。
　　一位与郭文贵有生意交集的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在重组民族证券过程中，郭文贵与李友一度好得蜜里调油，郭文贵将马建介绍给李友，三个人常常聚会。2013年5月，郭文贵无钱增资民族证券，通过方正集团旗下的方正东亚信托融资，绝大部分资金用于增资，抵押物是郭文贵政泉控股的地产项目及民族证券股权。2013年10月，方正东亚信托向上海银行北京分行转让了这笔49亿元、利率13%、为期两年的债权。
　　此外，政泉控股还在平安信托、中诚信托各有25亿元的债务，而信托公司背后又是一些商业银行。根据方正集团向北大校方汇报的情况，政泉控股在方正的债务是80亿元，实际抵押给方正集团的资产加股票约250亿元。
　　两家证券公司在法律上合并完成后，政泉控股即提出要在方正证券董事会中占据5席，并要求六大部门中的三个总经理职位，方正方面一口回绝：“四个董事席位可以给你，经营权就别想了。”遭到回绝的政泉控股此时意识到，自己所有的股票和资产基本都被抵押给了方正，还失去了对昔日钱袋子民族证券的控制权，郭文贵翻脸，对李友说：“这是你下套让我钻。”
　　此后双方决裂，开始陷入由暗到明的口水仗乃至公开举报，政泉方面曾提出用过桥资金解除抵押，以盘活被质押的部分股票和资产，但方正集团不配合。对于郭文贵和李友的合作，一位知情人的评价是：“刺猬和刺猬怎么可能交朋友？”早在民族证券与方正证券重组前，有熟悉郭文贵的人士断言，郭文贵肯定会把李友赶走并控制公司，“李友根本不是郭文贵的对手”。
　　但李友并未束手就擒。一位接近北大方正的人士告诉财新记者，从2014年12月19日凌晨逃离北大博雅酒店，到今年1月4日被带走期间，李友曾给有关部门写信，举报郭文贵和马建。“李友把钱直接打到马建家人的账户上，证据确凿。马建被查之后，他家人也有被带走的。”
　　2015年1月16日，官方通报了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被调查的消息。消息人士称，马建最迟在1月7日就被带走。
　　财新记者获悉，继马建之后，其弟弟马龙、前任秘书亦被调查，马龙在一家金融投资机构当副总。马建已被查出有6套别墅，6名情妇和两个私生子，其中两名情妇亦为安全系统官员。在马建落马前后，安全部还有至少两名局级干部被带走。据称，有关部门调查发现，马建亲自掌握的一个处，居然拥有国内经济犯罪大案要案的办案及动用技术手段授权。在郭文贵、马建的内外交攻下，安全力量被窃用为官商勾结的利器。该处有多名干部遭到调查。
　　魔鬼盟约
　　郭文贵所围猎的官员中，包括一些“与安全部门有关系”的特殊人员，这增加了他本人的神秘性，也为其商业活动提供极大便利。
　　有举报称，郭文贵长期以来依靠他控制的河南裕达国贸酒店、北京盘古七星酒店接触领导官员，利用酒店内的高档娱乐设施、奢侈品和色情从业者进行拉拢腐蚀，并用隐秘的音像设备摄录领导干部的不光彩一面，以此要挟。
　　郭文贵喜欢四合院，经常向朋友炫耀自己位于北京后海银锭桥附近的四合院，装修豪华，石材专门从意大利进口。一份评估资料显示，这套3000平方米的四合院2010年时的评估价值为7亿元。院子平时戒备森严，有20多个保镖，出入车辆都是防弹车。郭文贵在此招待高层级的显贵。
　　很多人还被他请去参观盘古大观顶层的空中四合院。盘古大观公寓、酒店和商业三座楼的顶部，都加建了两层坡屋顶复合式四合院，共12组。
　　北京市规划委2010年2月22日公布的信息显示，这些四合院是未经规划许可而擅自修建的违章建筑，共增加违法建筑面积11297.62平方米，但经事后“运作”，也未让拆除。坊间传言，多位与郭文贵熟悉的领导、商人在盘古大观拥有可鸟瞰奥运村的空中四合院。据悉，某官员的女婿、一位投资界的知名人士就买了一套四合院，但抱怨不能过户。
　　多位接近郭文贵的知情者告诉财新记者，郭文贵总是笑脸迎人，但城府太深，乍见之下往往给人留下友善的好印象，下手却十分老辣无情。
　　“圆脸、大耳朵，很有佛相，也经常对人说自己信佛，还说会气功。”一位与郭文贵有过商业合作的“老江湖”称，“但他说的话不可信，连自己的出生地都能编出不同的地方来。”
　　“老江湖”的说法还包括：郭文贵经常给人偷录，所以也防范别人偷录自己；很少离开自己的盘古七星酒店和四合院，即便参加公开活动，也提前通知不允许拍照，加之搞定了一些互联网公司的大佬，很长一段时间，网上极少能搜索到他的信息，更难找到他的照片。
　　郭文贵不是不知道“魔鬼盟约”的险恶。在2006年“初尝禁果”反败为胜后，一位记者曾经采访过郭文贵，郭文贵称，自己去中纪委，兜里随时揣着准备自杀的毒药。当时他曾慨叹：“做记者还可以凭良心，商人就像坐台小姐。永远不要经商。”
　　但他自己已经走得越来越远。
　　如果从河南裕达国贸大厦算起，郭文贵在20年间构建了数百亿元的庞大资产，虽然这些资产缺乏流动性和足够的现金收益。他在2014年的胡润百富中国富豪榜中以155亿元的个人资产，从2013年的第323名（58亿元身家）飙升至第74位。
　　目前，郭文贵已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音信。这会是他最后一次流亡吗？■
　　（本文发表于2015年3月30日出版的财新周刊，标题为：权力猎手郭文贵）

http://china.caixin.com/2015-03-25/100794575_all.html

linda

尊敬的胡舒立女士:

你好！

一方面，由于近日，你的采访竟然到了我家的祖坟，并且发出针对我达百余篇的疯狂的所谓报道；另一方面，你非法持有方正证券股票，而我是方正证券合法的第二大股东代表；再一方面，你作为李友情妇，与李友有一私生子，名为李泽浩（身份证号码：410105200206200236），而李友此前曾试图利用非法手段侵吞我个人合法财产；基于以上利害关系，你利用由李友和你实际控制或间接控制的财新等多个媒体，对我进行与事实完全不符的报道，这一切迫使我不得不站出来要求你与我面对面一起在媒体面前进行公开的对话。

你有责任和义务对你以前及现在所报道的内容进行说明。

我希望在媒体监督下，你我一起共同向社会公开真相，并且双方都应以文字、视频、微信记录等合法有效证据为依托进行对话，并请你回复：

一、关于你我二人共同的关联人——李友

我与李友于2013年5月初识。2013年6月和12月，李友曾代你多次邀请我与你二人一起用餐，并遭到我多次拒绝。在李友多次试图游说我的过程中，他向我详细描述了他与你之间特殊的私密情人关系并育有一私生子，并且多次恳求我转达你希望通过我转给领导人的信函。此外，李友还向我详述过很多关于你的事情：李友曾在博雅酒店608号房间为满足你不正常的性欲服下过量性药而送进医院抢救；李友的夫人因为你患上忧郁症，并因此多次自杀未遂；李友详细谈到关于你个人感情和家庭上的失败，以及你曾向他表达过对国家体制、社会某些人士的不满；此外，还有你与某些官员所谓的特殊关系；李友曾向我表示，希望我能够以远超出市场水平的价格在你和他所控制的媒体上投放广告，并且由你负责我公司的媒体公关。

请问李友告知我的以上事情是否为事实？在李友谋划的“政治毒丸“和“经济毒丸”计划中，你参与到什么程度？《财经》杂志、财新传媒、《新世纪周刊》这几个你所控制的媒体，李友是否是背后的实际控制人？请你用证据来回答我的质疑，同样的，我也会用证据来佐证有关问题。

二、关于你和李友非法从上市公司获取利益，非法利用国有资产为自己谋取私利

因为你个人跟李友的特殊关系，请问你和李友究竟从北大集团及方正证券上市公司获得多少非法收入和股权，包括代持股权？

请问你是否愿意将北大集团及相关企业向你所控制的媒体投放广告的收入进行公开？以及公开输入到和你有关的公司和个人的几个亿资金的去向？

在李友被控制之前，请问你利用与李友的不正当关系从方正上市公司、从广大股民和小股东、从国有资产中的多少挪为私用？

你是否利用你曾经控制的杂志和网站的广告平台变相收取非法贿赂？帮助李友敲诈他人并获取利益？

请问你报道中提到几位领导人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据我所知，因你曾向境外敌对组织提供国家领导人个人信息及家人资产资料、泄露国家机密、非法获取国家机密文件，所以被国家有关部门调查。

你是否因为马建副部长和他的下属曾经就以上事情对你进行调查而进行违反事实的报复性报道？

报道中提到的另外两人谢建生和郑介甫，此二人我从不认识，请问他们和你之间是何关系，让你大费篇章来将我与他二人扯上关系？

此二人都在二十年内因多次犯下严重罪行被通缉逃往海外，请问你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与通缉犯取得联系？

请你用证据来回答我的质疑，同样我也会用证据来佐证有关问题。

三、关于胡女士政治背景和后台的质疑

胡女士向外界宣传和报道你自己是一个“自由斗士”、“人权斗士”和“法律捍卫者”，并且有强大的政治人物作为你的后台支持，作为这样一位“正义”之士，你是否也愿意公布是什么样强大的政治背景和后台能够支持你的“正义”行为？

四、关于报道中涉及被我“陷害”入狱的多位人士

报道中涉及刘志华（此人虽传闻与我有关但事实上我完全不认识）、曲龙和王有杰（他们的犯罪与我无任何关系）、王绍政（此人我从不认识）、谢建生（此人我从不认识）、郑介甫（此人我也从不认识）、石发亮。盘古大观无一高管和我的朋友，与任何官员有关系。空中四合院无一出售，何来你说的马部长和XXX在盘古拥有四合院的说法。在事件报道中引用“老江湖”和“已被关押人的陈述”作为你证据的来源，我希望就此跟你交流你消息的来源、证据真实性和合法性。

根据国家相关机关网站公布：

刘志华：2008年因犯罪受贿被判死缓；2009年二审维持原判；

曲龙：2012年以职务侵占罪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并曾经多次因经济诈骗被逮捕；

王有杰：2007年因受贿被判死缓；

王绍政：2014年因涉及严重违法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谢建生：逃跑海外多年，此前在国内犯下杀人，聚众赌博、行贿焦作公安等多项极为恶劣的罪行；该人也涉及和他的叔叔（曾任中国足协副主席后被判刑的谢亚龙）的犯罪有关，长期赌球，借高利贷，并涉嫌多起强奸幼女、杀人灭口等；

郑介甫：携巨额非法资金逃跑海外多年；并曾经十六次遭通缉，长达十七年；

石发亮：2006年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人员究竟有罪还是无罪被冤，在你的报道中意指，是有人操纵了横跨六省十一个市的几十个公检法国家机关。若真如报道中所述的刘志华、曲龙等人都是被我陷害入狱。请问你是否认为所有涉及这些人调查审判的公检法司机关都是错误的？都是冤假错案的制造者？并请拿出你的事实和证据。

五、贫苦孩子获得成功不是错误，也没有罪

你的报道中通篇都在挖苦和嘲笑我这个贫苦出身的孩子不应该取得成功。贫苦孩子能够取得成功并不等同于使用肮脏的手段和非法的途径获取财富。恰恰相反，我发自内心感谢中国的发展和富强，正是中国这几十年社会的进步和文明，以及社会体制为像我这样愿意用自己的勤劳换取成功的人提供了机会。几十年来，正是因为我不与官为谋、不畏强权、不做任何伤害他人的事情，当然，也绝不放过任何一个伤害我的人，才能持久的走到今天。

你受过高等教育，写得一手好文章但却做着令人不齿的非法勾当。你利用与李友的不正当关系，从上市公司进行利益输送，“假正义、真腐败”；你利用你写的文章对无数官员落井下石，对企业家进行诬陷，让无数人家破人亡。

我要求跟你一起向公众晒出我们和李友之间通信往来记录、微信记录、电子邮件记录等。因为，李友向我多次展示过他和你的视频，以及你反社会、反中国政府的政治观点，并且，他还告诉我你想要干的“大事”，例如，建议李友拿下人民银行副行长XXX的方法，搞定上海银行几名行长XXX、XX的手段，以及如何利用教育部、财政部、公安部XX和XX、北大几个领导的孩子并输送给他们利益，如何利用媒体来打击商业对手，帮助李友非法删除有关李友千亿虚假融资金融票据的报道，从而达到你们的非法目的等。

我们要将事实和证据晒在媒体界以及社会各界人士面前，让大家去判定：是谁跟李友狼狈为奸，以报复政府和抢夺他人财富为目的在媒体上进行无数次的设计和陷害？

谁才是真正道貌岸然地在胡编乱造、落井下石、害人误国的人？谁才是真正目无法纪，公然侵吞上市公司利益和国有资产的人？

我们有义务为了北大声誉、为了广大股民的利益、为了国家来反腐让所有真相公诸于世。

我非常愿意和你一起讨论，我和你的财产来源问题、财产的合法、合规性问题、现金及固定资产等所有资产总额。

我是一名佛教徒，从不做伤天害理之事，同时我也相信善恶到头终有报，任何人所做的一切都会有食到结果的那天。无论今日我和你是否愿意自己出来澄清，早晚一日终会有被查清的一天，天道轮回终有果。

我与妻子结婚已三十多年，我在外没有私生子女，没有包养情妇，从未做过任何破坏他人家庭的事情。我们全家百余口人和睦相处，全家上下一心，我们家的下一代都是爱国家、爱民族、自力更生的新一代中国人。可是，你和李友还有你们的几位伙伴，却有数不清的私生子女、情人，互相陷害背叛，给自己家人带来的都是邪恶和不幸。佛曰“三世因果，六道轮回”，无论是李友的家庭、你的家庭或者我的家庭都逃不过轮回的结果。我所服务的企业几十年来为国家贡献税费过百亿，建造了无与伦比的中国建筑文化“符号”。无论是在建筑行业还是酒店行业，我们为中国培养了诸多行业人才。并且，我们还将在金融业继续为国家培养人才、输入正能量。我们一直积德行善，所以我一直坚信会得到佛主的眷顾。而你和李友除了陷害他人、侵吞国有资产、诈取侵吞他人公司，我看不出任何对国家、对社会、对他人带来正能量的事情。善恶轮回的结果，谁善谁恶终有报。

六、关于我家人、朋友情况信息的错误报道

关于报道里面我家人、我的私人生活情况。甚至你派人到我家的祖坟进行采访，你调查我去世的爷爷、奶奶，你调查我去世的岳父、岳母，还有我去世的弟弟。还报道我有一个叫做郭文奇的弟弟，但事实上我从未有叫郭文奇的弟弟。这样报道已经严重违反起码的媒体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人性，严重伤害我的家人和我个人的荣誉。你不但伤害我本人，更在毫无底线地伤害我的家人。实在不明白连死人都不懂得尊重的人怎么能够肆无忌惮地控制着中国的媒体；中国的媒体需要独立，同时更需要尊重事实和不触犯法律，并且尊重基本的人权。我必须让你为无底线的变态行为付出最终的代价。胡女士指挥的报道中，充满了各种不实的报道，对于信息的来源完全没有任何清楚的陈述。如果中国的传媒界都向你学习不以事实为依据，通篇用各种道听途说拼凑成故事，那将对我们国家和公众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我愿意将我首次公开面对媒体活动用于与你的公开对话，不为个人的利益和荣辱，只求真相与公平。

七、关于你我对话的事实依据标准

此次对话，你可以邀请你希望的媒体，同时我也会邀请我认可的国际媒体一起，可以由你本人主持，也可以由你指定的他人主持，对话地点可以是华盛顿、伦敦、香港、北京。我可以给你足够的准备时间到4月中下旬。

在我与你的公开对话时，我会用事实和证据来证明我所有向你提出询问，不会引用任何“老江湖”等概念不清的来源。我希望你作为媒体人的领军人物，能够秉承媒体人的基本道德准则，用事实证据来说话。

以下为我个人的联络方式，你可以随时与我联络：

Email：guowengui@Panguplaza.Com

手机号：+852 6091 3210

微信号：New-Life777（感恩）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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