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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高按：前几天我转发了一篇关于中央苏区失败原因探讨的文章，今天再发一篇话题与之相关的刘统所撰写的文章《十万红军曾靠钨矿生意“养活”》。文中颇透露了一些关于井冈山和瑞金时代红军如何生存的鲜为人知的史料，尤其是红军内部的“筹款须知”（更准确的称呼，恐怕应该叫“红军绑架勒索指南”吧）、对外（对土豪）的“筹款布告”，让人很开眼界。
    记得我曾转发过一篇《柴山保往事（节选）》，系节选登载于《炎黄春秋》2014年第9期上王建华口述、王智仁整理的血泪回忆文章，讲述一个平常农民家庭的主妇和幼子，如何被红军绑架、勒索并杀害的故事。刘统的這篇文章�t揭示了，这样的惨剧，其来有自，也肯定不止王建华家的一个孤例。
    刘统文中说，“毛泽东的实践，使我们懂得了他的成功之道。”作者指的是，毛泽东重视了“学会做经济工作”的意义。就这篇文章所叙述的史实看，确实如此：“学会做经济工作”，确实是毛泽东在苏区阶段的成功之道之一。但他“使我们懂得了他的成功之道”，毛泽东本人是否真的懂得了呢？从他在1949年之后造成骇人听闻的浩劫来看，他�K沒有真懂，或者说：一度懂了，随后又忘得一干二净了！
    有人曾说，毛是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但那只是他的一个侧面，更本质的侧面，他是个工于算计的实用主义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革命的功利主义者”）。为了夺权和掌权，他可以不择手段，一点没有心理负担地干一切跌破人们眼镜的事。


十万红军曾靠钨矿生意“养活”
刘统，凤凰博报


    1966年10月1日，“文革”的山呼海啸中，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了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位在延安窑洞采访过毛泽东，听他论述“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老朋友，怀着崇敬的心情再次向毛提问：“您取得了这样伟大的成就，请问您的革命经验是什么？”出乎意料，毛泽东很简单地总结了三条：一、有饭吃。二、能走路。三、子弹能打死人。斯特朗疑惑不解地笑起来。毛泽东说：“你以为我和你开玩笑？我是很认真地和你谈这些问题的。”（《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井冈山的吃饭问题

    1927年10月，毛泽东带着秋收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从上山那天起，吃饭问题一直困扰着他。
    井冈山当年是个封闭落后的地方。日常生活水平很低，米一元钱可买四五十斤，茶油每元钱可买八九斤，盐每元七斤，一个人的普通生活，有一元多钱就可度过一个月。所以农民都家给人足，生性颇懒。商品市场不发达，有些地方的交易还是“日中而市”的逢墟办法，有些地方更是杵臼时代，山上的农民都还是用手臼打米的，只有到山下如宁冈、永新等地才有碓臼。农民在红军未来之前，颇觉安居乐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老死不相往来。
    毛泽东上井冈山，首先联络袁文才。送上100支枪的厚礼，袁文才接纳了毛的队伍。但是，袁对毛说：“你们既然来了，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伤员和部队的粮油我管，但钱我这里有限，你还要到山下去打土豪。”这是实际情况。他没有钱和粮食养活毛泽东1000人的队伍，要毛带足钱粮再上山。于是，毛泽东带着队伍在井冈山周边转了三个月，打土豪，筹款子，才回到茅坪站住了脚。
    到1928年4月，朱德带着南昌起义队伍上井冈山。朱毛会师，建立红四军，本来是井冈山革命力量壮大的喜事，但是毛却锁紧了眉头。朱德的队伍有2400人，跟朱德上山的湘南农军有8000多人。这些人有拿大刀梭镖的，有老人和女人，还有抱在怀里的孩子。众多农民和家属一起上山，给原本资源贫乏的井冈山造成沉重的压力。湘南农军首领萧克回忆：“当时8000农军涌上井冈山……增强了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力量，但也给边界特委和四军军委带来了很大困难。”井冈山区人口稀少，耕地不多，又处高寒区，经济落后。众多兵马齐集山上和山下小块平原，吃饭、穿衣都成为大问题。这些刚刚组织起来的农军，军容不整，纪律差，引起边界特委和四军军委的不满。军委书记毛泽东5月2日在永新给中央的信中说：“岂有此理的（湘南）各县县委和县政府，带领了一大批农民一起跑来，现有一万人在这里。”“吃饭太难，现在永新这几天筹了些款子。”
    当时的边区特委书记杨开明给上级的报告中讲述井冈山的经济困难：“自从红军到达井冈山以后，情形就大大改变了。因为红军经济唯一的来源，全靠打土豪；因对土地革命政策的错误，连小资产阶级富农小商也在被打倒之列。又以大破坏之后，没注意到建设问题，没有注意到经济恐慌的危机，以致造成乡村全部的破产，日益激烈的崩溃。加之反动派又厉行经济封锁政策，货物金融彼此不能流通，生息困难。生之待毙，需用缺乏，供不应求。年年农民的丝、木、茶油、米、花生、鸦片等生产品不能运出卖钱，而需用食盐、棉花、布匹等日用必需物品，亦无法取得。生息停滞，有溃败而不可收拾之势。”
    所以，上山仅3个月，湘南农军组成的29团就要求回老家。朱德带了28团在后追随。毛泽东写信劝阻也没用，28、29团下山后一路进军，7月底打下了郴州。进了城，红军打开几个仓库，29团的人开始“发洋财”。包袱、毯子、银元，什么都拿。到黄昏，国民党军范石生部队反击进来，满城逍遥的农民兵四散逃跑，溃不成军。29团胡少海团长试图集合队伍，集合好了，枪一响，又被敌人打散了。队伍散了，人心乱了，东奔西逃，找不回几个人来。只有萧克带的一个连没逃跑，后来并入朱德指挥的28团。朱德、陈毅见形势不利，只得带着残余部队返回井冈山，这叫“八月失败”。想走州过府，捞一把，发洋财，结果被毛泽东称为“单纯军事观点”和“盲动主义”。
    红军打湘南，导致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组织对井冈山的“会剿”，封锁了井冈山周边的通道，红军在山上的生活更为艰难。首先是没粮食吃了，井冈山地区方圆五百里，“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到万担”，粮食仅够群众自己用。部队要吃粮、储粮，都得去山下挑。于是朱德只好带着部队下山到永新挑粮，这是1928年10月间的事。后来产生了一个广为传诵的故事：《朱德的扁担》。
    靠挑粮维持部队生活，也不是长久之计。一来永新、宁冈地区的粮食产量也有限，不可能保证源源不断地供应。二来红军的经费也日益减少，买粮的钱也花光了。朱德部队刚上山时，给养还比较丰厚。“八月失败”后回来，经费日见拮据。毛泽东给湖南省委的报告说：
    仅仅发伙食钱，此外一切费用都省掉，每月都需现洋万元以上，出发全靠打土豪。但一则打过的地方，没得打了；二则敌人围得紧紧的，往往非得击溃敌人之一面，打土豪也不许你打远。三则敌情之严重，单独一两营兵简直不能出去筹款。要筹款须得多兵，问题就不是简单的了。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虽得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大家又都懂得是为了无产阶级受苦，因此又不怨恨什么人。虽然如此，经济问题始终是很严重的。
    1928年底，湖南和江西军阀调集两省军队共六个旅、十八个团，分五路向井冈山发动“会剿”，企图一举消灭朱毛红军和井冈山根据地。面对严峻的局面，1929年1月4日毛泽东、朱德召集四、五军军委及边界特委、各县委的代表在宁冈柏路村召开联席会议。毛泽东分析了形势，指出：在当前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凭险死守是不利的。加上冬季节已到，我军物资困难，虽有群众援助，也难以取胜。但是井冈山根据地又不能放弃。要保住井冈山根据地这块红色政权，不能死守，必须采取积极的行动。于是，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带领红四军主力3500人下井冈山，开辟新的根据地。王佐、彭德怀留守井冈山。后来毛泽东说，离开井冈山，最主要的原因是“经济上无出路”。

    打土豪筹款子

    朱毛红军下山后，一路艰苦转战，终于在瑞金地区站住了脚。但是瑞金也属封闭落后的农业区，红军难以获得充分的给养。为了打开局面，1929年5月，乘着军阀混战，朱毛红军进入闽西，先后占领了长汀、龙岩、上杭一带，形势有了很大的转变。
    长汀，古称汀州，是闽西历史悠久的名城。水陆交通便利，商贾云集。红军占领长汀，被朱德称之为“中国革命的转折点”。红军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富裕地区，得到了充足的补给。红四军进长汀城后，没收了十几家豪绅财产约3万余元（光洋），还向当地商人筹借2万余元，共筹军饷5万多元。发了这么大的洋财，朱毛给红四军每人发了4元零用钱，还接管了当地的军服厂，制作了4000套军服。这是红军第一次统一了军装，军容焕然一新。
    生活得到改善，大大提高了部队的士气。毛泽东自谓“真是拨云路（雾）见青天，快乐真不可名状。”他给中央写信汇报：红四军“井冈山出发以来的疲败精神，业已恢复。士气亦已振奋起来。”毛泽东决心把闽西建成巩固的根据地。特别注重不要把地方搞烂。原来盲动主义的烧杀政策，被彻底抛弃。毛泽东再次强调红军的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要求干部战士深入贯彻落实。
    筹款是为红军筹集经费。红军要生存，一日三餐，置办军衣。还要购置武器装备。队伍越大用钱越多。朱毛红军还没有稳固的根据地，部队流动作战，经济来源主要依靠所过之处打土豪筹款。
    红军怎样筹款？我们现在的电影常有这样的画面：红军到了个镇子，贴出大布告，于是土豪、商人就排着队来交钱了，还乞求红军开恩，手下留情。这都是编出来的情节，哪个土豪会那么傻，坐在家里等红军来抓呢？没等红军到，他们早都逃跑了，街上空空无人，店铺都上着门板。红军贴布告也没人看见，找谁筹款去？红军起初也是贴布告的，今天在福建古田革命纪念馆里，还陈列着一张红军的筹款布告：
    查该屋主人赖仲卿确系著名土豪，平素为富不仁，压迫工农，重租重息，盘剥备至。本地贫苦群众恨之入骨，着罚筹军饷大洋五百元，限本日内筹齐，送交本部军需处。如逾期不交，即将衣服谷物分给贫民，并焚毁其房屋。此布
    军长朱德
    党代表毛泽东
    公历1929年10月23日
    这张布告是印刷品，土豪的名字和罚款数额、缴款地点是临时填上去的，可见是红军的惯用手法。但也暴露出不实际的地方：一是罚款数额大，要一日内筹齐，一般土豪很难做到。所以后来红军改成“多贴条子少写数目”，使土豪能拿得出。最关键的问题是：如果土豪跑了，抓不到人，你找谁筹款去？
    随着中央苏区的日益扩大，领导人意识到：要维持红色政权，要发展壮大红军，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但是瑞金苏区养不了这么多红军，苏区群众是拥护革命的，所以只能筹很少的钱。你摊派的多了，要么百姓交不起，要么跟你对立，不再拥护革命。所以红区是不能筹款的。要筹款就要跳出红区，到赤白交界的地方或深入白区去筹款。但白区不是你的地盘，去了就有危险。或是找不到土豪，或是遇见白军和民团发生战斗。怎样规避风险，保证筹款成功呢？红军集思广益，总结经验。古田纪念馆里保存着一份油印文件，叫《筹款须知》，写于1932年7月，文件中有一章叫“筹款技术”，介绍红军如何筹款——
    去白区筹款，首先要“一网散开，精密调查”。各部队划定区域后，就派出侦查员化装深入到乡镇，打听情况。调查人员要具备热心精密、细心两个条件，能耐烦，才能在白色地区群众中有所问得。调查的时候要找到贫苦勇敢的工农分子，从问路、聊天等方式入手。不能直接问：“这里有土豪没有？姓甚名谁？”这最呆笨。而是通过侧面闲聊去侦察判断。比如看见百姓在种田，上去搭话，问：“你忙得很，禾插了么？做了几亩田？每年吃谷够不够……”或帮着他做事，在谈家常话中去探情况。或者拿财物或鸦片烟酒肉等，秘密给那些贫苦工农小孩，引诱他说出真话。这样就能打听到村里谁是土豪，住在哪里，钱多钱少等情报。
    摸清情况后，就“迅速捉人，适当待遇”。“人是活宝，只有捉到人筹款就容易。”捉人的方法要注意运用便衣队，化装各色土民，暗藏手枪分途出发。特别注意趁黑夜半夜、雨夜雪夜，以及拂晓黄昏三个时候。对于已捉到的人“要适当待遇，对小孩子、老人、妇女，按当地人情风俗及其家庭情形，分别人的轻重普通。轻的可以放回办款，重的必须收押分别筹款（即“来了好多款才放，某人最重的要最后放”）。
    催款的时候，要软硬兼施，“做好做歹，雷厉风行”。抓了土豪和家属，催款的方式要多种多样。比如派个战士在土豪身边磨马刀，装着要杀人；派个战士提着洋油桶，装着要烧房子。派当地人做说客，劝土豪家人早点交钱。“总之到了筹款的时候必须动员群众，调查的调查，贴布告条子的贴布告条子，以及向群众宣传的，向代表交涉和催款的，散布凶吉消息的，做转弯的，提洋油的，磨刀的，打土豪的，没收财物的，散发东西的，督促的，种种工作人员都要雷厉风行去做。只有这样才能动摇土豪及其代表与家属讲价延抗的主意，而服从我们的罚捐，方能使财宝滚滚而来。”
    如果土豪和家属逃跑了，只剩下空房子，怎么办呢？红军还有最后一着：挖窖。土豪地主是守财奴，有了钱不放债，怕收不回来。经商怕蚀本，所以常把银子埋藏起来。“窖埋在人不注意处：厕所、粪缸下、猪池下、夹楼板、烟筒中，总之凡可埋藏处都会埋藏有……”挖窖首先要有精密调查，丈量房内外的宽、厚，是否有夹墙。看了屋檐要开天花板，拆瓦看是一层还是两层。有时白天到处挖，晚上派人暗中监视土豪家人或走狗。看他进去在哪里盯着某处看，脸色如何？“我们不动声色，因为他看你已挖动了，必定夜里要来把财宝挖走。我们只把人围好，捉住人再强迫他完全挖出就是了。”
    看了这个文件，未免使人目瞪口呆。遇见如此聪明的红军，土豪真是在劫难逃啊！但是我们回到当年的历史环境，就可以理解了。红军初起时那么弱小，生存那么艰难，试问哪个地主土豪会同情红军，拿出钱来赞助革命呢？例如，1932年红军打下漳州，向当地商人筹款，遭到商人们一致的抵制。红军文件说：“商人之狡猾，谁也是知道的。一般大商人要他派出巨大的款项，确不是一回易事。漳州惠隆糖行有一百万以上资本，须派他一万元。他宁肯牺牲（分发群众）十七八万元之糖，不肯缴这一万元之款。由此可以证明：大资本家是坚决反革命的。他宁可牺牲存货数十万，不可出一文钱帮助革命。”所以筹款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红军筹款当时都规定了任务。张震上将当年是红三军团的连长，上级给每个连的任务是每月筹款一万大洋，他们东奔西跑，一月顶多筹到六千。
    我们详细叙述红军的筹款，是要说明一个道理：要革命，首先要生存。红军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还革什么命？在那个年代，瞿秋白的临时中央命令全国各地武装暴动。从1927年到1934年，在全国范围内曾发起了900多次武装暴动。但结果呢，几乎全部失败了。只剩下朱毛红军的江西闽西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和湘鄂西根据地这三块。因为临时中央盲目执行共产国际的命令，让各地共产党组织暴动。但是暴动的条件具备不具备，有没有群众支持，暴动后到哪里去，国民党军队来了怎么应付？所有这些问题中央也不知道怎么办，结果是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白白牺牲。唯独毛泽东没按共产国际的指示办，而是按照《三国》《水浒》的方式，把红军队伍保存下来。看起来是很不正规，甚至不符合道德标准，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在国民党军封锁、围困的艰苦条件下，红军不但生存下来了，还发展壮大了，开辟了新的根据地。

    寻乌调查学经济工作

    1930年5月，毛泽东从闽西回到江西，到寻乌调查。
    毛泽东为什么要去寻乌？此时，红四军已扩大到两万人，江西苏区也发展到十几个县。养活红军和苏区政府，靠打土豪是不行了。打土豪一来没有稳定收入，二来是竭泽而渔。所以，红军和苏区一定要有稳定的财政收入，才能维持和发展。怎样才能做到这些呢？寻乌地处江西、广东和福建的交界，是赣南商业发达的地方。县委书记古柏是毛泽东的好友，又了解当地情况。所以，毛泽东要认真深入地做一番调查研究，先了解社会经济的运行，再制订自己的政策和措施。
    毛泽东在寻乌住了半个月，每天找人座谈，开调查会，还到市场实地调查询问，写了8万字的《寻乌调查》。他写道：“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
    在古柏的介绍下。毛泽东找到了一个穷秀才郭友梅和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范大明。毛说：“多谢两位先生的指点，使我像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真是不胜欢喜。”
    毛泽东为何如此高兴，看看《寻乌调查》，就知道毛泽东在短时期内掌握了多少社会和商业知识。在毛的笔下，浮现出了一幅寻乌城的整体画面：地理环境、道路交通，各种行业如杂货店、水货店、药店、赌坊、黄烟店、打铁店，经营的货品种类、价格、通商线路、交易的钱数，都清晰明了。
    明白了经营，就知道当地人怎么挣钱。然后再调查公私的租税收入。钱利、谷利、油利、卖奶子、打会、钱粮税、烟酒印花税、屠宰税、护商捐、牛捐、赌博捐、财政局总收入、派款借款等，政府和地主怎么征收，怎么来钱，也一目了然。
    经过调查，毛泽东感慨地说：“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寻乌之行，使毛泽东的观念和思路发生了很大变化。使他从打土豪筹款转到注重经济工作，学会如何掌握财政收入，使苏区有固定的收入。要保证固定收入，就要让农工商经济都得到发展，让人们安居乐业，放水养鱼，而不是硬性摊派，杀鸡取卵。
    在江西农村的环境下，共产党和红军怎么生存，怎么发展，这都是共产国际和上海中央不可能懂得的。毛泽东全靠独立探索，找到了苏区和红军生存发展的正确道路。所以毛泽东说出了“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反对本本主义”的论断，与共产国际的左倾路线分道扬镳。

    钨矿生意对中央苏区的支撑

    毛泽东对赣南经济的重视，引出了一个重大商机，这就是钨矿经营。
    1907年德国传教士在江西大余县西华山发现钨矿。以后又在崇义、全南、安远县境内发现大型钨矿，从此揭开了中国钨矿开采的历史。当年赣南钨砂的储量和产量，都居世界第一。1930年代初，德国开始复苏，军事工业急需大量钨砂，于是在广州等地开办公司，赣南钨矿产业初具规模。
    毛泽东得知这个情况，1932年初派他的弟弟，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银行行长的毛泽民到赣南调查。毛泽民先来到大余县铁山垅矿区，走访会挖钨矿的工人，进行调查研究，动员了500多工人，成立公营铁山垅钨矿。这是苏区第一个公营钨矿。接着，毛泽民又来到仁凤山（亦称盘古山）。这是会昌、安远、于都三县交界的山区，1922年美、英、德、日相继在这里投资、办公司，开矿收钨砂。1930年红军曾来过，与当地民团作战。1931年8月民团放火烧山，山上1000多工棚被毁，矿工被迫出走。苏区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当地又被苏区控制。毛泽民来这里，意在恢复钨砂生产。
    调查之后，毛泽民从苏区银行投资，开办了“中华钨砂公司”，亲自兼任总经理。公司成立后，苏区政府统一组织生产和收购钨砂，钨砂的销路有了保证，政府收购价格实惠，矿工多产砂，多挣钱，生产积极性自然提高。1933年，中华钨矿公司所属公营钨矿开采、合作社收购的钨砂，总量比1932年增加了将近4倍，仅铁山垅和盘古山二矿的产量，就由1932年的648吨上升到1753吨。至1934年10月，中华钨矿公司共开采、收购钨砂4193吨，公营钨矿职工发展到5000余人。为了解决运输问题，苏区政府通过苦力运输工会组织了100多人的运输队，负责运输钨砂和矿山的生产生活物资。赣县江口外贸分局有20条木船往返于白鹅墟、三门滩和江口之间，运送出口钨砂到广东交易。
    钨砂的丰厚利润引起了广东军阀陈济棠的觊觎。1932年6月，粤军调集6个团的兵力向大庾集中，企图占据赣南。7月初，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首先在大庾东北击溃粤军4个团，粤军退守大庾。林彪的红一军团攻占南雄以北梅岭关。粤军五个师分别由韶关、信丰向大庾、南雄急进，企图从南北两个方向合击红军。红军向南雄以东水口方向截击，击溃粤军第4师两个团，迫其余部退守水口。随后红军对水口发起总攻，击溃粤军10个团，迫其退守南雄。
    南雄水口之战，使陈济棠知道了红军的厉害。中共出于统战考虑，主动从韶关、大余和南雄撤兵，并遣返了上万粤军俘虏。经此恩威并施，陈济棠改为与红军合作。他消极应付蒋介石的“围剿”苏区部署，南线渐趋稳定。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获胜后，进入全盛时期，总面积达8.4万平方公里，控制了大部分赣南钨矿资源。
    在蒋介石对苏区进行全面经济封锁时，中共和陈济棠的部队达成钨砂交易秘密协定，将国民党对苏区的经济封锁撕开一个口子。当时苏区的土特产都无法出口到白区，盐、粮食、布匹等物资也无法进口。唯独钨砂能通过陈济棠的部队向广东出口，并且还能卖个好价钱。当时100斤钨砂能卖52块银元，从1932年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钨砂贸易总计创造了620万元的财富，对维持苏区政府的运作和养活十万红军，抗拒国民党对苏区的围剿和经济封锁起到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1933年8月12日在赣南17县经济建设大会上做的《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报告中，强调了商业贸易工作的重要意义：“一方面把苏区多余的粮食，有计划的（不是无限制的）运输出口，卖得高价，不受奸商的中间剥削，从白区换得现洋，购买必需品进来。努力去发展农业生产与手工业的生产，使明年的收成更加增多。使钨砂、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香菇、薄荷油种种特产恢复过去的产量，并把它们大批输出到白区去。比如钨砂，就是一种很有希望的工业，因为帝国主义军事工业的需要，这个钨砂出口是有极大希望的。我们要准备几千几万人去开钨砂矿。”（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把这个报告改名为《必须注意经济工作》，这些话都被删去了——作者注）
    1934年9月30日，中央苏区东线的最后一道屏障松毛岭失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陆续撤出战斗，踏上了漫漫长征路。红军长征后，中华钨矿公司和外贸总局及其分支机构相继关闭、歇业或停止运转，来不及卖掉的钨砂由留守部队带领群众转移或就地掩埋。至此，中央苏区的钨矿开采告一段落。
    创业艰难百战多。了解了这一段历史，我们才知道“有饭吃”三个字蕴含了多么丰富的内容。干革命，首先要有根据地，要得到群众的支持。革命队伍要发展，苏区要扩大，就要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靠打土豪只能救一时之急，不可能成为常态。要学会做经济工作，就要深入调查，掌握社会的实际情况。这就要做踏实细致的工作，绝不是读几本理论书就能做到。毛泽东的实践，使我们懂得了他的成功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