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da

2014年09月12日

有关香港普选，争议已久。8月31日，中国人大常委会一锤定音，敲定香港普选方案。外界认为，人大的方案为候选人提名机制设下“闸门”，其用意在于阻止与北京对抗的泛民人士“入闸”。

然而，细读方案全文，操盘者的用意也许比这设闸更深一层。决议案讲政治原则、法律框架、国家安全和主权等等，然后是方案细节，洋洋数千字，临近结尾，却有一句：“如行政长官普选的具体办法未能经法定程序获得通过，行政长官的选举继续适用上一任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这就是说，如果你们否决这一普选方案，就一切照旧。

官方在宣布“不容置疑的法律效力”的决议中，示意可以否决由这种至高无上权威作出的决定，这似乎不是现有体制的一贯行事风格。可以否决不容置疑的决定，对这种特殊表述，只有一种可能的解释，即：欢迎否决。由此看来，在普选问题上，北京并未如外界所称的那样，强硬地要将它敲定的普选方案强加在香港人头上；而是表明，如果你想否决，请便。

这一点不难理解，香港的普选原本让一些人担心会动摇体制，但因已有承诺而要“说话算数”，故倘若能以某种办法，如门槛之类，让情绪偏激的民主派自己去否决方案，则表里兼顾，两全其美。普选是被对方自己否定的，怨不得别人。

现在看来，事情的发展确实是在某些人的意料之中。果然，已有一些泛民人士誓言要否决方案。在他们看来，即便让香港政改原地踏步，维持“小圈子选举”，也比接受有筛选的普选好。因为现有八分之一提委的提名门槛，比新规定的需要超过半数提委支持，较有利于泛民人士“出闸”。

政治博弈的双方“所见略同”，倾向于同一选项。这一定是有一方的思维出了问题。因为一个选项不可能正反两利。看来，问题出在泛民一方。这些泛民人士只看到眼前的党派利益，而没有看到问题的长远所在：倘若一人一票的特首普选被他们自己否决，则立法会议员的普选也被搁置，两者不知何年才能重启。没有普选，没有数百万选民的参与和支持，民主便只是一小群人的游戏。纵有真理，亦不免孤掌难鸣，而被人忽视；纵然侥幸“出闸”，亦势单力薄，易被打压，而不免终成镜花水月。

平心而论，虽然这种被泛民抨击的有限制的普选方案，与当代民主国家的普选相比，还有一段距离，但正如有识之士所指出的，它比完全没有普选，总还是要好一些。在这种普选框架下，也并非像一些泛民人士认为的那样，好像就是香港民主的末日。不能情绪化地将之等同于朝鲜，只有一个候选人的所谓选举。日前有泛民人士呼吁中国大陆同胞和国际社会的支持。国际社会能提供多少实际支持且不论，大陆同胞对此恐怕会有所感叹。因为相比于内地现行体制，倘若这种被视为“倒退”的普选能在大陆实现，那将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中国民主事业最伟大的进步。可见，进步退步只是相对的。

尽管在这种普选框架下，某一派别可能在短期内不易出闸，但实现了一人一票的普选，这对民主运动的长远利益而言，却是一大进步。要知道，连有关方面对这种设闸的普选，能否真正达到目的，心里也未必有底，故而才会在看似强硬的有关决议中，示意可以否决“不容置疑”的决定。显然，在其看来，原地踏步比有筛选的普选更安全。

近日，有偏激者扬言要发动占中和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抗议行动，包括“公民抗命”、学生罢课，等等。有港媒称，香港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担忧一旦街头运动失控，会令香港陷入灭顶之灾。

希望以抗争来争取更大的民主空间，本身并没有错。但是抗争也应考虑效果，而不只是简单地发泄情绪。香港毕竟不同于其它国家和地区。在其它国家和地区，当局和反对派“同在一条船上”，反对派扬言要采取激烈行动，身在“船”中的当局会有所顾忌。而香港的问题是，双方“不在同一条船上”。这就正如，倘若有人扬言，如果不答应我的条件，我就要每日在我的房子里抗议，或将我自己的房子打个稀烂。这种威胁对并非同处一室的他人，当然不会有效果。香港自我折腾或自己搞乱自己，受害的首先是香港人自己，对中国和中国经济的损害，可以忽略不计。

在这个问题上，还应当避免陷入撒切尔式的认识误区。当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说，如果中国收回香港，会损害香港的繁荣。邓小平回应，主权问题不能妥协。撒切尔夫人也许没有认识到一个简单道理：一个人不会为维持一所房子的“繁荣”而放弃产权，却会为产权而宁可不要房子的“繁荣”。在香港问题上，当北京担心会失去香港时，亦会有同样的思维逻辑。

上述两点意味着：

如果北京因“不在同一条船上”，而听任香港人自己折腾，则港人“自作自受”，东方之珠自我沉沦，其他竞争城市将可趁机取而代之。

如果北京因担心失去香港，而在繁荣和管制权之间选择后者，则会强力介入，这在激烈对抗之下，就难免玉石俱焚。

可见，无论北京如何出牌，香港人自己搞乱香港，均于事无补。

民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这固然是对的。但是，如何在争取更大的民主空间，和维持香港繁荣之间保持平衡，这考验香港人的政治智慧。

作者是中国旅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