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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沙俄军官曼纳海姆——后来的芬兰元帅，被俄军总参谋长库罗巴特金将军派往远东。库罗巴特金要求他利用两年时间，骑马从中亚沿着丝绸之路最终到达中国北京，任务是考察中华帝国腹地，绘制军用地图，并与当地豪强建立联系。
　　神秘的“暖气维修工”
　　十多年之后，两个国家的政权转变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联盟和中华民国，但两国的间谍战仍在激烈进行着。
　　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越飞共同发表《孙越宣言》，苏联公开支持孙中山，而一贯仇视苏联的北洋政府不得不改弦更张，于1924年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这不仅意味着苏联在远东取得重大外交胜利，还为苏联在中国开展情报工作提供方便。
　　1924年底，北洋政府派外交代表李陶(音)前往莫斯科，商讨解决两国历史悬案。由于对苏联情况不熟悉，李陶特地邀请白俄人士彼得•波波夫以“国际交流专家”身份随行。此举并非偶然，早在1917年6月，波波夫就担任中东铁路哈尔滨分局局长，当十月革命波及远东后，他保证了中东铁路的畅通运行，赢得协约国及中国地方军阀的信任，即便在1922年苏俄彻底赢得国内战争胜利后，波波夫仍坚持自己的无国籍白俄身份。可事实上这却是一出“无间道”，波波夫的真实身份是苏俄秘密侦察员。
　　李陶的邀请，让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格别乌)求之不得。实际上，格别乌早就对中国驻莫斯科使馆与国内来往的加密电报感兴趣，但北洋政府的电报加密机制十分严格，加密密码更换非常频繁，不熟悉中国文化的密电专家在短时间内很难破解。为此，格别乌寄希望于波波夫，要求波波夫搞到中国使团的通电密码本，以便了解北洋政府与帝国主义国家往来的动向。
　　在谈判期间，中国使馆的暖气系统出了问题，于是波波夫自告奋勇，承担修理任务。他利用中国使团贪图便宜的心态，找来一支要价极低的施工队，这些“工人”自然都是格别乌人员。暖气维修意味着施工队要对使馆里的所有房间进行检修。很快，波波夫发现存放密电码本的保险柜就放在译电室里，而钥匙则锁在值班员的桌子里。
　　于是，波波夫领着施工队以检查暖气为由进入译电室外面的小客厅，“工人”假装拿着工具对房间里的暖气进行检修，等待时机。过了一会儿，刚来接班的译电员去上厕所，没有顺手将译电室的门锁上。通过平时对这名译电员的观察，波波夫确定他从厕所出来后，还要去洗漱间洗脸、刮胡子，趁着这个时间空档，波波夫立即进入值班室，找到保险柜钥匙，拿出随身携带的模具，给钥匙做了一个模型，再将钥匙放回原处。后来，波波夫用新配的钥匙顺利地打开了保险柜，拿到了通电密码本，为苏联获取了大量北洋政府的情报。
　　中苏断交，“牦牛”落网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紧接着，控制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违反外交保护条约，对苏联驻北京使馆进行围攻，不仅抓捕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中国共产党员和17名苏联外交人员，还没收了大批秘密文件。不久，这些文件陆续出现在《上海朝霞》等白俄报刊上，内容涉及苏联在华情报人员名单等。这直接导致苏联驻华机构及人员大受打击，在大连，苏联领事馆秘书被刺伤;在上海，苏联外交人员与强行闯入领事馆的国民党警察交火，造成一名警察被射杀;在广州，军阀张发奎以苏联领事馆向起义的共产党人出租汽车并提供红旗为由，于12月14日枪杀了包括副领事哈西斯在内的5名苏联外交人员，其中领事馆秘书乌科洛夫还是格别乌官员。随后，苏联中断了同中国的外交关系。
　　作为对中国的反击，苏联也开始打击以外交官作掩护的国民党特务。1927年底，苏联政府关闭国民党政府在远东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的领事馆，但使馆人员没有全数离开，一个代号为“牦牛”的特务投奔到当地的美国领事馆。当时，西方国家极为重视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情报价值，因为这里是苏联在远东的“军事中心”，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就设在这里。
　　美国外交官非常欢迎“牦牛”的到来，为他配备了一辆性能不错的福特汽车，让其继续干“老本行”——刺探苏军海港和营房。由于“牦牛”的汽车马力强劲，常能轻松逃脱格别乌的追捕，苏联人对此大为恼火，于是一场更大规模的抓捕“牦牛”行动开始了。有一次，格别乌特工摸到“牦牛”的行踪，趁他不在车内，将车内的汽油抽光。当“牦牛”返回汽车时，刚一发动引擎，发现苗头不对，马上弃车而逃。此后很长时间里，“牦牛”再也没露面。
　　过了一段时间，格别乌获得情报，“牦牛”并未离开符拉迪沃斯托克，因为他在这里有个相好，他们经常跑到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冰面上约会，以躲开格别乌的追捕，于是格别乌将计就计，展开新的抓捕行动。
　　有一天，“牦牛”又手拿一根竹杆去约会了，他用竹竿作为支撑，从一个冰块敏捷地跳上另一个冰块。不想格别乌已守候多时，他们事前用绳子绑住一些大冰块上，再将这些冰块推到“牦牛”来往的水域，当“牦牛”再次在海面上表演他的绝技时，格别乌特工拉动手中的绳子，“牦牛”失足落水，掉进格别乌的鱼网里，最终被抓获。
　　“红色谍王”在上海
　　尽管苏联所支持的中国大革命宣告失败，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却如星火燎原之势继续开展，苏联领导人意识到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巨大力量，看到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建立社会主义的希望和改变世界力量的平衡的远景，莫斯科决定把谍报工作的重点从欧洲转移到亚洲。
　　为此，苏联借共产国际的名义派遣众多情报小组来华，这些小组除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党务联系外，主要任务是收集有关国民党当局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情报。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亚洲笼罩在战争即将来临的恐怖气氛之中。
　　迫于局势，国民政府于1932年同意与苏联复交。苏联对华情报工作进入新阶段，苏联特工进一步扩大在上海、武汉等中国大城市的情报活动。
　　虽然南京国民政府恢复与苏联的外交关系，但一贯敌视苏联的策略却始终没有改变，苏联特工在华活动的环境依然险恶。后来以准确披露纳粹德国入侵苏联时间及日本关东军暂时不会进攻苏联等情报而闻名的苏联特工佐尔格，便曾在中国上海经历过这样的岁月。
　　1929年，苏联工农红军总参情报总局(格鲁乌)局长别尔津决定把拥有德国记者身份的佐尔格派往中国。别尔津认为，佐尔格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政治分析师，扎实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军事经验能让他在中国乃至整个远东游刃有余。
　　1930年1月10日，佐尔格乘日本邮轮抵达上海，他向德国驻沪总领事科伦堡男爵递交了德国外交部新闻司签发的介绍信，信中写道：“理查德•佐尔格博士，家住柏林，现前往上海研究中国的金融和农业问题。敬请协助佐尔格博士收集相关资料。”“研究金融和农业问题?”科伦堡随即似有所悟，他以为佐尔格肩负着柏林方面的特殊使命。于是，科伦堡签发了多封介绍信，将佐尔格介绍给南京国民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上海德侨首领以及其他国家驻沪外交官。
　　佐尔格来华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有关中国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情报，深入了解英法美日的对华政策。他在格鲁乌使用的名字是“拉姆扎”，他负责的情报网因此被称为“拉姆扎小组”。该小组成立后，有14名核心成员，包括报务员、译电员、联络员、摄影师、军事顾问等，其中有波兰人、德国人和中国人。很快，佐尔格将情报网络扩展到广州、天津等地。莫斯科每月划拨的经费约为8000英镑，来自欧洲的情报员每人每月经费为200美元，女情报人员150美元，中国人则少一些。
　　在科伦堡的安排下，佐尔格在南京结识了帮助国民党军训练的德国顾问吉尔贝特上校。几次会面后，两人便成了“朋友”。吉尔贝特向佐尔格透露，德国之所以帮助蒋介石加强战备，不光是帮助中国提供国防实力，更重要的是把中国当成德制武器的试验场，派德国官兵到中国接受实战训练，为德国军队培训骨干。佐尔格曾应吉尔贝特之邀，赴汉口郊区参观一次武器试验。他看到新式德制远程大炮威力无比，天空中战机轰鸣，地面模拟工事被炸得粉碎，佐尔格问：“驾驶飞机的是中国人吗?”吉尔贝特回答：“不，清一色的德国人。”
　　1931年9月18日深夜，佐尔格的路透社同行打来电话：“你好，理查德!我刚刚收到东京发来的电报。满洲陷入混乱，日本人开始占领东北!”佐尔格对这一消息并不感到突然。他早已估计事态会如此发展，并已预先将有关情报与分析发回莫斯科。当时日本军部有两份计划，其内容均已被莫斯科获知。其中一份为武装入侵中国的计划，另一份为对苏作战计划。如今，第一份计划已开始付诸实施。第二份计划是否会实施?何时实施?这是莫斯科最关心的问题。佐尔格必须尽快找到答案。
　　到了年底，佐尔格找到了答案：日军的下一步目标仍是中国，而不是苏联。提供这一重要情报的是《朝日新闻》驻上海记者尾崎秀实。尾崎秀实早在大学期间就参加马克思主义小组。他在《朝日新闻》上发表了许多介绍中国的文章，由于学识渊博，文章一针见血，观点鲜明，没过多久他便成了日本驻华最出色的资深记者之一。回到日本后，他于1937年成为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私人顾问。
　　1930年底，通过美国左翼作家史沫特莱的介绍，佐尔格结识了尾崎秀实。由于二人思想观点一致，很快成为至交。1932年新年前夕，尾崎秀实告诉佐尔格：日本将于近期加强对中国其他地区的扩张与渗透，很可能将进攻上海。有关作战计划已经制定。尾崎秀实说，日本的“目的是要迫使其他大国和中国政府满足日本的要求，允许满洲和内蒙实现自治，从而在事实上承认日本对该地区的控制。此外，日本计划夺取中国的商业动脉。进攻上海的主要目的是打垮南京政权。日本需要一个首先维护日本利益的南京政府”。佐尔格及时向莫斯科汇报了这一信息。1932年1月，日军南下进攻上海，事态的发展验证了佐尔格的情报。
　　1932年下半年，佐尔格被召回莫斯科，提前结束了他的中国之行。别尔津有更重要的任务要他去干。不久，佐尔格被派往日本，重新开始新的情报收集工作。
　　“怪西人案”
　　1935年5月，上海发生一出离奇的“怪西人案”。国民党特务经中共叛徒指认在上海法租界逮捕了一名从事情报工作的外国人，经过多次审讯后，始终不知其国籍、姓名、职业和工作目的。由于从他口中得不到信息，从身上找不到任何证件，只知道他是一名外国人，所以当时的报纸只好称此事为“怪西人案”。
　　由于叛徒陆海防指认“怪西人”是苏联驻上海情报站负责人，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重视，他责成特务头子戴笠亲自调查此事。随后，戴笠调用全上海的特务、侦缉警察和大批中外侦探，追查“怪西人”的身份和他的组织。然而这些人折腾了一个多月，连“怪西人”住过哪里都没有弄清。
　　实际上，他是格鲁乌上海情报站的负责人约瑟夫•华尔顿，原名亚科夫•格里高利耶维奇•勃罗宁。1920年，他加入布尔什维克，1922年加入苏联红军，1930年调入格鲁乌，在德国从事秘密工作。1932年，他奉命前往上海，与佐尔格进行工作交接，不久便在上海和自己的报务员埃莉•伊万诺芙娜结婚。
　　华尔顿组织中国人和在沪外侨，扩充了上海情报站的工作范围，情报网覆盖面包括中国、日本以及南洋，获得大量对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有用的情报。他全面负责中国情报站的工作，华尔顿领导的情报站曾策反了200多名国民党高级官员，从他们手里获得大量重要情报。在华尔顿的安排下，曾留学苏联的中共党员刘思慕成功打入国民党武昌行营，并担任上校专员。在此期间，刘思慕获得国民党军围剿中央苏区的重要情报，他交给华尔顿之后，华尔顿再经共产国际转交给中国共产党。这些情报为中央红军成功实现第四次反围剿起到重要作用。
　　华尔顿被捕后，由于没有吐露一句供词，使得他的妻子埃莉和另一名报务员约瑟夫·魏因加尔坦得以将电台和文件转移，确保格鲁乌情报站完好地生存下去。1935年11月，华尔顿被国民党法院判处15年徒刑，后几经营救，再加上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希望获得苏联大笔军援，于是苏方代表和国民党代表张冲达成协议，华尔顿于1937年12月被释放回国，格鲁乌授予他旅级政委军衔。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双方友好的互信关系，斯大林宣布中止苏联情报工作在中国的一切活动。
责任编辑：张白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