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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云回忆录》，是科技自媒体浅黑科技出品的专题。
2016年漏洞平台乌云关停。时隔一年，我试图走访那些和乌云相关的人，了解他们对网络安全、白帽子黑客，以及这个世界的看法。愿这些记录可以引发更多人的思考。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理由，他们的愤怒、恐惧和自私本就情有可原。我只祈祷自己有一双忠诚的眼睛，注脚这个世界的美好或荒凉。

本文是对前乌云合伙人邬迪的采访，是为《乌云回忆录》第一篇。

邬迪：乌云完成了使命

口述 | 邬迪   文 | 史中

乌云完成了它的使命。

邬迪说。


邬迪，前漏洞平台“乌云”合伙人，如今他加入了一家安全创业公司。


2016年7月20日，乌云页面突然显示“升级公告”，关闭至今。2017年11月12日，距离“乌云事件”480天，我坐在邬迪对面。这个故事的另一个主人公是方小顿，人称剑心，“乌云”创始人。和邬迪一样，方小顿也在等待乌云事件最终的结果。


在一家咖啡馆里，邬迪和我讲了一些被尘封的往事：

（一）

我认识方小顿，是在2012年。


那是我在老牌 IT 公司深信服工作的第7年。


有同事找到我说，有个叫做“乌云”的媒体曝光了我们产品的一个漏洞。作为品牌总监，我得想办法“平事儿”。


我设法找到了乌云联系人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了方小顿沙哑的声音。


他说，乌云不是媒体，而是漏洞平台。漏洞是民间的“白帽子黑客”提交的，把漏洞公开就是为了让中国的企业都能够重视网络安全。我说，太感谢了，我们已经重视了，并且修复了漏洞，是否有可能把帖子删掉呢？他说，这个恐怕没可能。只要发到乌云网站上的漏洞，就没有办法删除。每个帖子，都是一盏警示灯，灯亮得足够多，企业才会足够重视自己的安全建设。


我有点奇怪，这个人的话语逻辑里不包含“钱”。于是我搜索了“方小顿”，知道他是一个资深的安全专家。曾经供职百度，还和李彦宏一起上过《天天向上》，唱了一首惨不忍睹的歌。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几个星期以后，我北上北京，专门约他喝咖啡。


希格玛大厦的硬盘咖啡，我见到了他。长发及肩，不修边幅，牛仔裤、旧短袖、夹板拖鞋，声调不高但逻辑清楚。挺黑客的。


我再一次提出删帖的要求，暗示可以出些钱，他拒绝了。做了这么多年市场，我能听出来一个人是否真的不想要钱。于是我死心了，反倒对“乌云”有了更多的兴趣。


方小顿说，离开百度时他的级别是 T7，如果继续待下去还能更高，这个级别意味着衣食无忧前程似锦。但他坚信自己另有使命。他说安全圈太封闭了，这么多互联网公司漏洞百出，个人信息不断被黑客窃取，电信诈骗、网络攻击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然而公众却没有渠道得知真相，任由自己的隐私权利被贩卖和侵害。需要有人把真相说出来，他深信做这件事的人应该是自己。


他设想的模式是：

鼓励“白帽子黑客”——民间对网络安全技术感兴趣的技术人员——提交各个企业的漏洞，乌云审核之后无条件公开。白帽子在这个平台上获得认可、技术交流和荣誉感，企业在这里获得自己的漏洞详情和危机感，鞭策自己提高安全性。

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乌云模式”。这个模式让当时的我热血沸腾，当然后来也改写了我们所有人的命运。


两年以后，我选择加入乌云。另一位创始人“疯狗”跟我回忆，我认识方小顿的2012年乌云已经成立三年，那时只有两三个人，所有人住在民宅里，不仅不领工资，而且都是把自己的积蓄在往里填。他们相信自己在做一件伟大的事。

（二）

自从认识了方小顿，每次去北京，我都会约他聊聊。


特别是当我发现，我们的很多同行，甚至是安全能力很强的 BAT，都在乌云上被“白帽子”爆出过漏洞，公司从上到下也开始放下对乌云敌意，甚至我们的技术人员也会在乌云上查看同类产品被爆出什么漏洞，然后赶快检查自家的产品有没有问题。


2013年，深信服要推一个重磅产品：下一代防火墙。


在推出之前，本着对用户负责的态度，我们希望自己先对产品做一个深度的安全测试。于是我们找到了一家广东省内的安全公司，他们按照“Check List”逐项作了检查，结论是产品没有漏洞，很安全。


虽然有这个结果，但贸然发布产品我们觉得还是有些草率，于是我想起了方小顿。我问他乌云是否能做“安全测试”这种工作。


他想到一个方法，我们把防火墙映射在一个网络地址上，乌云组织天南海北的“白帽子”在网上对这个产品发起测试。发现漏洞，我们就付费给白帽子。


这就是后来乌云推出的第一款产品“乌云众测”。深信服是它的第一个客户。那次众测，白帽子找到了产品的十多个高中危漏洞，和之前的“0漏洞报告”一对比，我们挺震惊的。


2014年4月，方小顿突然给我发来了一些截图，是一份测试报告，来自“乌云众测”。虽然上面的公司名称打了码，但我能看到众测给这家公司找到了上百个安全漏洞。
在QQ上，他问我，现在乌云众测做得很好，团队还计划做新产品，愿不愿意来乌云？


当时，我挺心动的。我可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直迷恋一种体验：在早期加入一家伟大的公司，和大家一起改变行业，创造历史。


以当时我对“乌云模式”的判断，还有对“乌云众测”的了解，我觉得乌云未来是一定能够被写进中国网络安全历史的。


只不过，我当时已经在深圳成家，按照世俗的眼光看，该有的也都有了，原本没有任何换工作的想法。


我住的小区盖在一座山上，收到邀请的那一个月，每天7点吃完饭后，我就到山上去散步，有时自己，有时和妻子一起，思考自己的选择，每天直到快到10点才回家。


2014年的北京雾霾肆虐，我很抵触。不仅如此，如果加入乌云，股票归零，工资减半，奖金全无。我记得在最纠结的时候，我妻子突然转过身对我说：钱什么时候都可以赚，但一生之中寻找理想的机会并不常有。现在闭上眼，她当时的眼神就浮现在面前。


最后我决定，用手中的这一切，换乌云的未来。


但我不觉得父母可以理解我的选择。为了让父母不担心，我说深信服在北京投资了一家公司叫“乌云”，我被派驻到那里负责管理。

（三）

正式上班第一天，邬迪才第一次走进乌云的办公室。


那时候乌云刚刚搬到上地，嘉华大厦。这间办公室的上一任主人是“火币网”。除了剑心，疯狗，瞌睡龙，邬迪这几个合伙人老一点，是八零后，其他十来个人都是九零后。


邬迪回忆，有人十一点来，有人下午才来，有点散漫。不过每个人都是绝顶高手，张口闭口都是技术，午饭时都没人讨论其他话题。他们热爱安全，热爱乌云所作的事情，并且对所有试图遮盖或掩饰安全问题的行为表示不齿。他们是一群理想主义者。


“你有没有想过，正是理想主义才让乌云被关？”我问。


“是的。”他想了想，“但现实主义者不会做乌云。”


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他开始认真地了解“白帽子”这个群体。


黑客本身就是反叛精神的载体，白帽子也是这样一群特殊的技术群体。很多白帽子黑客都是高中毕业、大学肄业，诸如此类。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不满学校教育，自学计算机知识。邬迪觉得这些人中“鬼才”居多，但社会并没有给他们足够的空间。

以前，因为学历的问题，很多白帽子很难跨进大公司的门槛。


但有了乌云以后，他们可以在上面提交漏洞，获得社区和公众的注意，同时证明自己的技术能力，通过这些在一家大公司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和不菲的收入。面对黑产的诱惑，他们可以更坚决地说不。也许乌云让这个群体从此远离了网络犯罪，给他们一种新的人生可能。

邬迪回忆。


但同时，在这些白帽子里分化出了另一个更为特殊的群体。他们在乌云体系里成为了“核心白帽子”。


这些核心白帽子往往能够“以一敌百”，发现其他白帽子无法发现的巨大漏洞，这些漏洞曝光出来，甚至可以在舆论中造成轩然大波，例如，2014年3月，乌云突然曝光携程网泄露公民信用卡信息；2015年，乌云曝光12306大量乘客信息泄露。这些曝光都直接推动了网络安全的历史进程。


根据邬迪的观察，核心白帽子和普通白帽子有很大的区别。他们往往是高知，有的是博士毕业，有一份工资很高的工作，但生活很简朴甚至无趣。挖漏洞更多出于爱好。比起钱来，他们更在乎自己“天下无贼”的梦想。


接连曝光了一些重要的漏洞之后，邬迪对这些核心白帽子从好奇转变成了敬佩。他依然能回忆起一些故事：

白帽子A，测试了特斯拉的网站，本来预定一台 Model S 电动汽车需要网上支付30万的定金，而他通过漏洞，只需要1块钱就可以达到预付30万的效果。


他把漏洞提交给特斯拉之后，特斯拉为了表彰他的贡献，告诉他这1块钱就认定为30万，只要他缴纳余款就能提走一辆车。他家境不错，买特斯拉不成问题，但他拒绝了。


他说自己这么做只是为了找到漏洞，不是为了这份奖励。

无论漏洞多么严重，乌云都会强制公开。态度和当年方小顿对待深信服的邬迪别无二致。


这些“乌云核心白帽子”搅动了整个中国互联网，恨和爱由此开始交织。有关“乌云模式”的讨论也甚嚣尘上。保守主义者认为“进步需要时间”，激进主义者认为“矫枉必须过正”。


身处白帽子群体，邬迪虽然不搞黑客技术，也能经常接到黑产发来的邮件。有的邮件里言辞闪躲，留下一个QQ号，出于好奇他会去搜索，一看签名里面全是“黑话”，就知道这是个搞黑产的。有人甚至直接打来电话，说你帮我搞一个网站，先给你打过去100万，事成之后再给你200万。


“那些白帽子同事接到的邮件和电话就更多了。他们经常把黑产和他们对话的截图发到公司的群里，每一单都值一辆车，而对他们的技术水平来说，赚这些钱只需要动动手指。但大家都当成笑话说，没人真去接单。虽然他们有的人想买房，当时确实很缺钱。”他说。


“你怎么确定他们没有心动去做了黑产？”我问。


“因为直到最后那些同事还在租房，还在找我们借钱。”他说。


除了要抵抗金钱的诱惑，白帽子们还要应对外界的各种质疑甚至威胁。

曾经有很知名的巨头企业给乌云内部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在电话里一字不差的说出了这名同事的姓名、身份证号和家庭住址，暗示如果乌云上再出现他们的漏洞就会采取“必要的行动”。如果说不害怕那是假话。但一夜过后，第二天上班他仍然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邬迪说。


依靠这样一群散发着理想主义光芒的白帽子，那几年乌云毫不意外地进入了爆发期，因为不断曝光网络的黑暗阴影而屡上头条，被大众所知。方小顿成为某种黑客精神的旗手。白帽子们虽然散落在互联网各个地方，拥有不同的教育背景，从事着不同的主业，但都同时聚集在这面旗帜下。他们之中有些铁粉，纷纷选择加入了乌云，成为了几十名员工之一，为之后的产品“乌云众测”和“Tangscan”贡献力量。


我问邬迪，现在他究竟怎么看待白帽子这个群体。


他想了想，把中国黑客历史分为三个阶段：

黑客时代：从上世纪90年代到10年之前，没有纯粹的白帽子和黑帽子之分。黑客可能会给企业提交漏洞，但是没有可预期的回报，他们可能也会做黑产，利用自己的技术犯罪。同一个人也许有黑白两个身份，没有清晰的边界。


前白帽时代：从2010年乌云建立开始，黑客渐渐分化成了两个群体：白帽子和黑帽子。代表理想主义情怀的白帽子在发现企业漏洞之后，提交到乌云或其他平台，获得声望；而代表现实主义的黑帽子发现漏洞之后，卖给地下黑产，和这个世界玩捉迷藏。


后白帽时代：2016年“世纪佳缘案”和“乌云事件”之后，白帽子群体分化，有些白帽子选择了“授权测试”的平台，完全守法，不再公开漏洞。有些白帽子转而从事其他职业，有一部分边缘白帽子转入黑产，进入地下。目前来看，他们从公众的视野里消失了。

（四）

2016年6月，就在“乌云事件”的一个月前，方小顿在QQ上给我发来信息：“我想把乌云主站关掉。”


我感到错愕。


我猜他一定知道了什么，或者至少感觉到了什么，但到最后他都没有和我说。


我记得很清楚，我抬起头，看着屋子外面坐着的一群年轻人。他们是因为我们，因为乌云，或者说因为某种理想才坐在这里。“关掉乌云可以，但他们怎么办？”我觉得我们对于这些单纯又有理想的九零后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一个月后发生的事情证明我们不仅不是救世主，也许还正好相反。


我总在想，如果我们能够不那么自以为是，不那么悲天悯人，早点关闭乌云，事情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没有人是神。


后来有人问我，你恨不恨方小顿。我说不恨，他已经尽力了，如果我是他，也许做得不如他好。当然如果有机会，我们应该和相关部门有更多的沟通。


2016年7月初，乌云大会召开，我们专门攒了一个论坛，拉来了白帽子、网络取证专家、公安机关领导，探讨“漏洞机制”这件事。我记得方小顿在台上，不遗余力地为“乌云模式”站台。但当时他内心究竟在涌动着怎样的情绪，可能谁都无法了解。


10天后，发生了安全圈甚至大半个互联网圈都知道的事情。

（六）

时隔很久，我才第一次打开手机。


那是一台 iPhone，性能不错。但手机就像死机了一样，震了几十分钟。熟悉的人，不熟悉的人，媒体、客户、很久不联系的朋友，他们发来的微信还没来得及闪现，就被其他人的消息顶到了后面。他们关心地询问我的近况，同时小心地避开我的伤口。未接电话的提醒短信一个接一个，仿佛没有休止的一刻。


我告诉父母，我从未想过要去做一件坏事，但结果也许不尽如人意。


他们说，你不用说了，我们了解自己的儿子。你回来就好。


那几个月，我发誓要加入一个大公司。这样也许今后的人生就不会有这么多风险，就像当年方小顿如果不离开百度，他的生命将会平稳安定，将会衣食无忧，后面发生的一切都不过是一场虚幻的梦。


随后也确实有挺多大公司向我伸出了橄榄枝，我准备挑选其中一家。


然而，有一天半夜，我突然醒来。我好像看到方小顿走到我面前。我好像看到了乌云的兄弟姐妹，看到了那些为了理想不怕威胁不计回报的白帽子。他们轻声问我，是不是还像当年一样渴望亲自参与一次伟大的创业，是不是还像当年一样梦想做一个可以被铭记的人。我坐起身来看向窗外，夜色如海，上帝在沉默。


几秒种后，我想通了，像个婴儿一样沉沉睡去。那天晚上，我做了此生最美的梦。


我拒绝了大公司的邀请，最终又加入了一家网络安全创业公司。我猜，对于理想主义者来说，有些事情是注定的，坚硬的，赴汤蹈火的，无法更改的。


乌云出事后很多人问我，辞掉深信服来乌云，是不是挺后悔的？你可能不信，我并不后悔。


我在电话里告诉身在老家的父亲，说我还是决定加入一家创业公司。父亲说，我支持你，因为我早就知道，我的儿子无论经历过什么，都能有勇气重头再来。


他说，我为你感到骄傲。

（七）

邬迪叠好回忆，望向窗外。


外面天色湛蓝，像是舒展了半生的愁眉。


“乌云完成了它的使命，是时候说再见了。”他说。


我顺着他的目光极目远眺，万里无云。


“为什么？”我问。

之前很长时间，我都以为是乌云创造了历史。但现在我知道，是历史选择了乌云。


那个时代互联网爆炸式发展，而网络安全没人重视。网络犯罪行为越来越多，但没人告诉大众，他们究竟是如何被侵害的。面对那个坠落的世界，需要有人站出来——这个喊出皇帝新衣的小孩，恰好是我们。


人们总在争论乌云的模式是否极端、披露漏洞是否要授权，但在那个时代里，我们别无选择。



你明白吗，别无选择。

他盯着我，说。


“那个时代还在吗？”


“不在了。乌云随着这个时代开始，也随着这个时代结束了。”


“那个时代，还有遗憾吗？”


“我们让网络安全问题从封闭的小群体走向了大众的视野，让整个社会开始重视安全。乌云没有遗憾。”


“原来那些乌云的白帽子，现在在哪里？”


“有一部分移民海外了，从此没了音信。还有些人暂时放弃了安全，成为一名普通的程序员。4月份时我见到了一位核心白帽子B，他曾依靠一己之力改变了中国网络安全的进程。如今他在一家大企业做程序员，白天坐在西二旗的格子里写代码，晚上回到回龙观的格子里写代码。”


“不挖漏洞了吗？”


“不挖了。”


“你和他说什么了吗？”


“我说我感到悲凉。”


“白帽子们都离开了吗？”


“我更愿意相信，他们在等待。”


“等待什么？”


“当时代需要时，他们勇敢地站了出来。当潮水退去时，他们等待新的使命。他们等待被抛弃或被怀念，等待这个世界告诉他们善恶和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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