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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中国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这也是国民党自1924年召开一大以来唯一一次“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其时正值抗战初期，中国首都南京已告陷落，国民政府名义上迁都重庆，事实上则以武汉为战时首都，继续同日本侵略者展开对抗。此时在武汉召开的这次临时全代会，无疑在国民党党史和中国抗战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何以“临时”？

       1935年11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次年5月5日公布《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史称“五五宪草”）并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宪国大”）。这表明在全国要求民主的舆论压力下，国民党已计划结束“训政”，开始向“宪政”过渡。

       五大结束后，国民党如期在1936年5月5日公布了“五五宪草”。但由于日本侵华步步紧逼，国大代表未能如期选出，随后不久抗战全面爆发，原定于1936年底召开的“制宪国大”也就宣告流产。而抗战初期在军事上遭遇了重大挫折的中国，对日抗战与国家建设该向何处去，国民党自身又需要适应形势做出怎样的变革等等，都成为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这样一些重大问题，显然需要召开一次全国党代会来予以解决。

       在五大之后召开的这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何不径称国民党“六大”，而要称“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呢？按照常例，国民党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必须要在全国各地选举产生新一届代表。然而1938年春的中国，不仅东三省早已沦陷，华北、华东的大片领土也已被日军占领，此时要重新在全国范围内合法选举出新一届全代会代表显然无法做到。因此，国民党中央决定以五大代表继续作为这次大会的“当然代表”。由于没有按法定程序选举新一届的全国代表，这次大会自然不能称为“六大”，因此称其为“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地：湖北省立图书馆

       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事实上的战时首都，各大政府机关、党政军要人和外国驻华使节大都集中在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迁入武昌湖北省立图书馆，而行政院及政府各主要部委驻汉办事处则集中在汉口。有鉴于此，国民党五届中常会第七十二次会议，正式决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军事负责同志应在武汉就近调度，分身来渝，诚恐有碍于军事之进行……且自首都沦陷，政府西移，政府各机关分驻渝汉，主管长官身当前敌者皆居武汉，若会场设在武汉，以便政府重要代表就近出席，亦无不合。”虽然会址迁汉一事，时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曾表示反对，但鉴于当时的形势，临时全代会在武汉举行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会议到底在哪儿开：扑朔迷离的会址之谜

       1938年3月30日，各大报纸都刊发了中央社的一条简短消息：“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二十九日上午八时，在渝举行开幕典礼……九时许礼成，惟以代表尚未到齐，闻拟稍缓数日，再行正式开会。”《申报》香港版的报道则更活灵活现地写道：“蒋委员长特由汉口飞渝，在大会上亲致开会词。”

       然而事实上，包括蒋介石在内的绝大多数会议代表，根本没有前往重庆。而3月29日上午由林森在重庆主持的这场“开幕典礼”，以及所谓“代表尚未到齐，闻拟稍缓数日，再行正式开会”的说法，完全是个障眼法，当晚在武昌国立武汉大学校园内就已经正式开会了。国民党对外释放假消息，以及每天晚上天黑以后才开会，都是为了“避免敌军注意，增加武汉空袭之危险”（《王世杰日记》）。      
1935年的国立武汉大学校园

       这次的临时全代会之所以选择在武汉大学召开，也是有着多方面的考虑。

       早在当年2月，国立武汉大学就决定西迁四川乐山，4月时全校一、二、三年级学生和大部分教职工便已在乐山开学。而武大校园内自1930年以来陆续修建的大学校舍，其恢宏壮丽之程度在国内首屈一指。且自抗战以来，武汉市区虽已多次遭到日机轰炸，但城郊的珞珈山却从未被轰炸过，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区域。在这种情况下，武大校园自然成了大量战时训练机构和高层官员的云集之地。由蒋介石亲任团长的珞珈山军官训练团（后改为中央训练团）便在校园内开展训练，蒋本人也住在珞珈山上的寓所中。一时间，珞珈山成为了当时中国的秘密中枢。      
1938年在珞珈山检阅军官训练团的蒋介石

       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大学召开，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会议具体是在武大哪栋建筑中举行，则众说纷纭。较为常见的一种说法，是大会会场为宋卿体育馆。该说最早见诸《湖北文史资料》，随后为许多公开出版物所采用。然而这一说法并无原始史料支持。

       1938年3月1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武汉办事处致武汉大学的有关借用校舍召开临时全代会的公函中这样写道：“关于开会会场，拟即暂行借用贵校礼堂，并请借拨房屋一部分，以为工作人员办公之用。”武大随即复函：“本校谨当遵嘱照办……祈查照派员来校接洽为荷。”看来，国民党原本拟借的是武大“礼堂”。

       国立武汉大学原本规划在校园核心区建设一座大礼堂，但因经费困难一直未能兴建。而1930年代作为礼堂使用的，是学生饭厅的二楼。该处虽可容纳数百人开会，但建筑格局相对局促，层高较低，内部还有两排柱子阻挡视线。国民党方面派员来校考察后，对这一场所并不满意。      
1930年代武汉大学学生饭厅二楼的礼堂

       3月29日大会开幕当天，与会代表王世杰在日记中记下了具体的会址：“本党全国临时代表大会，于今日开幕……晚八时，在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图书馆举行会议。”4月1日大会闭幕日这天，他的日记又写道：“临时代表大会，今晚续在武汉大学图书馆举行，至晚十二时遂宣告闭幕。”王世杰作为前武大校长，对校园的熟悉程度显然甚于其他与会代表，他两次明确记载的“武汉大学图书馆”这一具体会址，自然十分可信。      
王世杰日记手稿，上图为1938年3月29日日记，下图为1938年4月1日日记。

       图书馆位于狮子山顶，是民国时期武汉大学最宏伟壮丽和单位造价最昂贵的校园建筑。走进大门便是一个层高近10米的阅览大厅，十分气派。对于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这样重要的会议而言，在此举行，也是很有高大上的气场。

       中央社曾在会议结束后不久的快讯中说：“出席代表及全体中委约五百人”，这一人数只是具有参会资格的全体代表总数。武大图书馆阅览大厅，建筑面积不足400平方米，一般只能容纳一两百人就座。即便移出厅内木桌，也不可能容纳下五百人。这一细节可以说明临时全代会的实际到会人数大大少于应出席数。事实上，根据相关记载，这次大会的实际到会人数只有272人，大大少于国民党五大的405人（《国民党八十四位中常委实录》）。这主要是由于许多代表正身当前敌，忙于军事，无法分身前来武汉开会。      
1930年代的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阅览大厅

“中统”“军统”“蒋总裁”：它们是如何诞生的？

       尽管出席人数严重不足，但在特殊时局下，这丝毫不影响会议讨论国民党的重大事项。这次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改革了国民党的领导体制，决定设立总裁和副总裁。

       在此之前，孙中山曾任国民党及其前身中华革命党的总理。他逝世后，国民党将其推举为“永久总理”，而党中央的领导则实行中央执行委员会集体负责制。面对抗战爆发后的新时局，旧有的集体领导体制已经无法适应战争状态，于是在临时全代会上，国民党决定推行“总裁制”，在中央设总裁一人独揽大权。

       在总裁之外另设一看似多余，实际也没有多少实权的“副总裁”，在会上有过反对声音。如参会代表龚德柏回忆：“代表中对于设总裁一案固少反对，对于设副总裁则持异议不少。”王世杰也在日记中写道：“关于副总裁之设置，议场中颇有人表示不赞同者。”事实上，副总裁的设置，很可能是蒋介石本人的意愿。      
武汉抗战时期的蒋介石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在政治和军事两条路径上，分别崛起了汪精卫和蒋介石两大政治明星。而蒋汪斗争也成为国民党内的一大重要矛盾。虽然在政治资历、个人声望等方面，汪皆在蒋之上，但通过军事手段不断积累政治资本的蒋介石，在抗战初期的国民党内具备了他人无法挑战的权威和地位。自恃甚高而又在这场权力斗争中长期处于下风的汪精卫，自然是颇为郁闷，蒋对此心知肚明。在登上总裁大位之时，蒋介石也觉得需要安抚汪精卫，以维持党内团结。对此，《申报》香港版就明确说道：“（蒋介石）建议设立副总裁，并推荐汪兆铭氏充任之。”

       为了保证汪精卫任副总裁一案得以通过，大会将总裁和副总裁两项内容合并为一案进行表决，使得反对汪任副总裁的意见无法单独表达。蒋介石在当选总裁后的发言中，也极力对汪施以溢美之词：“兄弟膺兹重任，誓当不避艰阻，竭智尽能，在大会提示之下，追随汪先生之后，与全党同志，努力迈进。”与会代表齐世英后来回忆道：“蒋先生这次的措词恐怕是煞费苦心，但不甚得体。”

       表面上的相敬如宾，掩盖不了残酷的事实。临时全代会所确立的以蒋介石为总裁的国民党新体制，包括会上不少人公开反对汪精卫当副总裁，都表明在汪蒋的权力游戏中，汪精卫已经彻底失败。他此时想必也已看清了自己在蒋记国民党内黯淡无光的政治前景，最终选择投敌附逆，这次大会在汪心中留下的阴影或许产生过很大的作用。

       至于“蒋总裁”，日后则享受到了和“孙总理”同样的待遇。1975年蒋介石在台北逝世后，国民党仿效孙中山逝世时的做法，继续保留党章中的“总裁”一章，将蒋介石确定为永久总裁。虽然蒋经国以后的国民党最高领导人一律称“主席”，但“总理”、“总裁”始终在国民党党章中予以保留。      
国民党现行党章中仍保留有“总理”和“总裁”两章

       除了设立总裁一案，临时全代会还讨论了许多重要事项，如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决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设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两大特务组织，召开国民参政会等等。

       《抗战建国纲领》共32条，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民生、外交等各方面，是中国对日抗战的重要指导纲领。与以往国民党的政治文件相比，这一纲领有了一些新提法，如第十条指出要“指导及援助各地武装人民，在各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之下，与正式军队配合作战，以充分发挥保卫乡土捍御外侮之效能，并在敌人后方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以破坏及牵制敌人之兵力”；第二十五条提出“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改善而充实之，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为争取民族生存之抗战而动员”；二十六条则说“在抗战期间，于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等等。      
《抗战建国纲领》和临时全代会宣言

       对于因抗战爆发而流产的制宪民主进程，《抗战建国纲领》第十二条提出要“组织国民参政机关”。据此，临时全代会决定成立“国民参政会”，作为抗战时期国民大会召开前的临时政治协商机构。中共的毛泽东、陈绍禹（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博古）、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等人都是国民参政会的参议员。

       4月1日晚大会结束前，蒋介石发表了闭幕词。这篇讲话的核心内容，是共产党问题和国民党自身改进的问题。蒋介石虽依然认为“共产党过去因为不察国情，企图消灭本党，以致遭受许多事实的教训”，但也提出“在三民主义至高原则之下……服从本党政府法令，都应该推诚相与，使大家与我们团结一致，共同为抗战建国来效命”。

       对于国民党自身，蒋坦言“本党之所以空虚衰弱到现在这个地步，最主要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党纪不严。因为党纪不严，以致精神涣散，一切废弛”，并在最后特别强调：“希望我们同志永远记着我们在抗战军事剧烈的中间，于民国二十七年黄花岗先烈成仁纪念日，在辛亥革命肇始地点的武昌，举行了为党创造新生命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从蒋介石的闭幕词中不难看出，他对于国民党党纪涣散的严重问题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也对于这次临时全代会于国民党振奋精神给予了很高期望。只是后来的历史证明，所谓“为党创造新生命”，不过是蒋氏美好的一厢情愿罢了。
刘文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