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军事《谈兵》系列军统特辑
军统在抗战中之三：特工战！军统和76号的大PK
军统在抗战中最浓墨重彩的就是与汪伪特工总部也就是恶名昭彰的76号展开的一系列血腥的特工大战，76号凭借主场作战的优势，再加上日军的大力支持，使军统遭到了极大损失，不过最终戴笠还是借刀杀人，除掉了76号的魔头李士群，算是扳回了一分。
图1：反映军统在抗战期间特工战的影视剧剧照
谜一样的李士群
要讲起抗战期间的特工战，必然要提到李士群，他和戴笠可谓棋逢对手难分伯仲，同样都是特工这一行的高手行家，不过他却投身在日伪阵营，名列十大汉奸，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李士群，1905年出生，浙江遂昌人。1924年来到上海，先后进入美术专科学校、上海大学读书，在大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由党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不久又进入契卡特工学校受训。在特工学校受到了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部长彼德罗维奇·乌里茨基将军的赏识，不但将他发展为苏军情报总局的直属秘密情报员，而且还将他送到情报总局的特工高等专科学校深造。1928年回国，进入中共中央的情报机关——特别行动科（也就是著名的特科）工作。不久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为避免巡捕房将他引渡给国民党，李士群妻子叶吉卿（也是中共党员）走了上海青帮“通”字辈大亨季云卿的门路，将李士群保释了出来。从此，李士群与季云卿就搭上了关系，日后李士群组建特工总部就得到了季云卿的大力帮助，因此季云卿被军统暗杀。
图2：李士群
1932年，李士群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也就是中统）逮捕，按照主流说法李士群就此叛变投靠中统，成了中统上海区直属情报员。但是现在又有了新的论点，认为李士群其实是受党组织委派，通过自首打入中统。因为李士群成为中统情报员之后并没有出卖过任何一位共产党，甚至在街头看到昔日的同志也只做看不见，甚至还协助特科暗杀了中统上海区区长史济美（化名马绍武），马绍武曾给中共地下组织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被特科视为最凶恶的敌人，也因为在马绍武被杀事件中，李士群有重大嫌疑，所以不久就被中统拘留审查，饱受酷刑折磨，以至于很多年后，只要提起这段往事，李士群对当年在中统刑讯室里的皮肉之苦仍然耿耿于怀。李士群被审查，他的妻子叶吉卿不惜重金上下打点，终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李士群得以重获自由，继续在中统担任南京区侦查股侦查员。正是因为叶吉卿在李士群两次落难时都出了大力，尽管叶吉卿比李士群大了5岁，所以即使后来李士群发迹了，也对叶吉卿言听计从。
图3：李士群的妻子叶吉卿
75号的由来
1937年底，南京沦陷前夕，李士群奉命在南京潜伏，不久，李士群就和一个名叫关碧玉的台湾籍女佣有了私情，而关碧玉正是日本女特工，尽管有关日本美女间谍具体情况说法不一，但最终李士群由此和日本特务机关牵上线却是没有疑问的。1938年秋，李士群绕道广西、云南经河内到达香港，投靠日本驻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中村认为李士群在香港人地两生，难以发挥作用，便把他介绍给在上海的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李士群再赶到上海和清水接上头，开始为日本搜集情报。
李士群考虑到自己没什么名望，于是就找丁默邨合作，并以丁默邨为主自己为副。丁默邨，1901年出生，湖南常德人，早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脱党加入国民党，1934年国民政府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下辖三个处，第一处（后来的中统）处长徐恩曾，第二处（后来的军统）处长戴笠，第三处处长就是丁默邨，可见在国民党的情报系统中，丁默邨的地位是和徐恩曾、戴笠相当。但在1938年因贪污而受到追查。不久，军委会调查统计局重新整编，第一处第二处分别扩编为中统和军统，但第三处却被解散，丁默邨只是当了个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的闲职，移居香港赋闲，但心中极为不满。再加上李士群和丁默邨早年曾一起在中统的掩护单位《社会新闻》共事，有过交情，所以李士群一说，丁默邨就欣然同意出山。
图4：丁默邨（左）和李士群（右）的合影
1939年2月，丁默邨、李士群在清水董三的引见下拜会了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两人向土肥原递交了《上海抗日团体一览表》和《上海特工计划书》，前者详尽介绍军统、中统、中共以及抗日救国会、人民阵线等组织在上海的领导人、活动情况和经费来源等情报，后者则是建立特工组织的方针、编制、人员、经费和活动等全方位的计划，得到了土肥原的极大肯定，立即派助手晴气庆胤中佐赶回东京向大本营汇报，很快得到了陆军省军务课课长影佐祯昭等人的支持。2月20日日本大本营参谋本部就发出训令，由晴气庆胤具体负责成立丁默邨特工组织。
图5：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
从1939年3月开始，日本提供给丁默邨李士群枪支500支、子弹5万发、炸药500公斤，每月活动经费30万日元。正是日本特务机关的大力扶植下，丁默邨李士群的特工组织才得以成立。先是在李士群租住的大西路67号（今延安西路665号），后来又迁到忆定盘路95弄10号(今江苏路95弄10号），随着特工组织规模越来越大，最后迁到了极司菲尔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这里原来是皖系军阀陈调元的公馆，有楼房有花园，比较宽敞。成立之初，这个特工组织也没有专门的名称，所以就用门牌号76号作为代称，76号就此开张。
图6：当时76号的大门
1939年8月，汪精卫来到上海，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大会”，筹备成立伪政府。76号也随即和汪精卫合流，成为汪记伪政权的特工组织，对外的正式名称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工总部”，丁默邨任主任，李士群任副主任。此外，在特工总部之上，汪精卫伪政府里还成立了特务委员会，由周佛海任主任委员，丁默邨任副主任委员，李士群任秘书长。
76号在上海的本部人员、编制变更非常频繁繁杂，部门种类齐全，除了常规的情报处、机要处、电讯处、总务处和行动总队、警卫总队外，审讯室、看守所、实验室、修械所、招待所一应俱全，鼎盛时总人数达到2000多人，另外还设有杭州区、南京区、武汉区、苏北区、、安徽区、华南区和江苏试验区等派驻各地的分支机构。
图7：今天76号的旧址已经是学校了
图8：从校门看76号旧址
1939年秋，土肥原调职，日本特务机关进行了重组，影佐祯昭出任最主要的特务机关“梅机关”机关长，晴气庆胤也调到“梅机关”继续负责和76号的联系和领导。在一般人的印象里，总认为李士群和76号的后台是影佐祯昭和晴气庆胤，确实从表面上看，在李士群的很多关键节点，都得到这两人的大力支持。但实际上真正为李士群保驾护航的却是日本参谋部苏俄课课长，后来调任华中派遣军副参谋长的武田毅雄大佐，武田的真实身份是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情报员，和李士群都是苏联特工高等专科学校毕业的同门师兄弟，他既是苏军情报总局的情报员，又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报员，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员，向中共中央社会部提供情报。在李士群成立76号乃至后来能一手掌握76号实权的过程中，武田起的作用相当重要，就连晴气庆胤起初也是武田的副手，是武田将晴气推荐给土肥原，专门负责联系和指导特工组织的。1942年武田毅雄领导的潜伏在日军核心部门的代号“影子”的情报组暴露，武田随即神秘失踪。1964年，苏谍向著名的红色间谍佐尔格追授“苏联英雄”称号的同时，也追授武田毅雄“苏联英雄”。因此现在也有学者认为李士群投靠日本特务机关，成立76号特务组织，是受到了苏军情报部门的指派。李士群的表现也是这一说法的佐证——除了李士群曾和中共秘密战线的潘汉年多次接触联系外，在李士群手上从来没有捕杀过中共人员，被76号杀害的中共党员茅丽瑛也是丁默邨一手策划的，李士群当时不在上海并不知情。
图9：武田毅雄
军统与76号的大搏杀
76号的成立就是为了对付军统，所以从1939年春夏开始，在上海租界的军统人员就不断在街头遭到狙杀，军统随即开始针对76号展开报复。军统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李士群递过拜师帖的青帮大亨季云卿，季云卿对李士群很支持，虽然年事已高，但在上海滩还是有一定的江湖地位，他的不少徒子徒孙加入到76号，成为特工总部初创时期的骨干力量，例如李士群最得力的打手警卫总队长吴世宝以前就是季云卿的司机兼保镖。
1939年9月19日，季云卿外出回家，就在自己家门口下车时，被一枪击毙。杀手是军统著名的独行侠詹森，他认为独来独往是很难被发现的。得意忘形的他将枪杀季云卿用的“掌心雷”手枪送给了自己的情妇卢文英，卢文英又把手枪送给了自己的干爹青帮“大”字辈的大流氓张德钦，张德钦见这把手枪正好少了一颗子弹，而且子弹和枪杀季云卿的完全一样，立即确定这就是打死季云卿的那把手枪。就向卢文英枪的来历。卢文英声称这是自己情夫送给她的礼物，还吹嘘情夫十分能干，刚刚枪杀了一个大人物。张德钦和丁默邨早有联系，随即就把枪交到了76号。76号马上就在卢文英家里抓住了詹森，不久就将其处决。
接下来，军统和76号在租界街头的血拼更是进入白热化，仅仅1939年一年中，双方在街头枪战中死伤就不下百人。
军统上海区区长，老牌特工王天木也在这轮特工战中被捕，但李士群将他关押了三个星期后却突然释放，王天木毫发无损安然归来，引起了戴笠的怀疑，于是密令除掉王天木。但却被王天木逃脱，王天木由此大骂戴笠无情无义，转而投靠76号。李士群的离间计大获成功，王天木的变节不但使军统上海站几乎全军覆灭，而且王天木在天津的老部下、军统天津站行动组组长裴级三也在王天木的策反下投降，再加上王天木提供的线索，军统北平站、天津站、保定站和唐山组、沧县组也几乎被一网打尽，只有华北区区长陈恭澍一人侥幸逃回重庆，副区长周世光、天津站站长曾澈以下数百人被捕，周世光、曾澈等数十人被害，军统在华北地区的组织遭到致命重创。
但尽管如此，军统在北平还是策划了一起影响重大的行动：1940年11月29日上午，北平南锣鼓巷南口东皇城根胡同，两名日军中佐骑着马走到14号（今地安门东大街89号）门前，突然一个青年人骑着自行车从后面赶上来，抬手就向这两名日军军官连开7枪，两人一死一伤，后面的警卫还没来得及反应，青年人就已经飞驰而去。
图10：今天的地安门东大街
遇袭的两名日军军官非同一般，被击毙的高月保中佐，贵族院议员，男爵贵族头衔；被击伤的乘兼悦郎中佐，也是贵族出身。这两人都是作为天皇特使来北平对刚刚在百团大战中遭到重挫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多田峻 “宣抚勉励”的。所以多田峻对两人都是极为恭敬，安排两人住在平安大街和敬公主府，与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原段祺瑞执政府旧址，今张自忠路3号）仅一墙之隔，由于两人都是贵族出身，酷爱马术，是日本贵族俱乐部“爱马社”的成员，所以每天都要遛马。
为此，日军为两位特使精心安排了遛马路线，从方面军司令部出发，沿平安大街往东，到东四十条路口往南，沿东四北大街到东四路口往西，经隆福寺到北海，再穿过北海到平安大街返回驻地。这条路线途经多个军警机构：东四牌楼路西的什锦花园是日军华北特务机关部，隆福寺和皇城根各有一个伪警察“巡警阁子”，北海的团城和沙滩红楼还分别驻有日本宪兵，此外还有骑自行车的警卫人员随行。应该说是非常安全的，但就在日军视为最安全的北平市中心，竟然发生这样严重的袭击，对当时整个华北地区的日伪都是极大的震撼。
杀手名叫麻克敌，原名麻景贤，河北遵化人，早年参加殷汝耕的冀东保安队，1937年在通州事变中随保安队起义，为了加强军统在华北地区的力量，戴笠从原来冀东保安队的人中挑选了数十人，送到军统的黄埔军校——临酆训练班学习，毕业后再派到华北沦陷区。麻景贺在前往北平时为了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特意改名为麻克敌。
日军随后在北平进行了疯狂的大搜捕，仍是一无所获。后来还是因为裴级三的告发，抓住了军统北平站站长张文修，再顺藤摸瓜抓住了麻克敌和搭档邱国丰，1941年2月15日，麻克敌、邱国丰被日军处决。
接着王天木又策反了自己的莫逆至交军统青岛站站长赵刚义，军统青岛站也就此覆灭。王天木后来担任76号的高级顾问，在汪精卫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担任汪伪特务委员会委员兼特工总部第一厅长、“和平救国军”副总指挥、总指挥、特工总部华北工作团副团长。但是在抗战胜利后却逃脱了惩处，隐居在北平西山，后来去了台湾。因此，陈恭澍认为王天木的反水，很可能是戴笠精心布置的反间计。
当然军统也不会放过王天木，由于王天木是老牌特工，精于暗杀，要想用暗杀几乎不可能。所以军统策反了王天木的副官马河图，由马河图枪杀了军统变节投靠76号的何天风和陈明楚，王天木因此受到日伪方面的怀疑，被关押了两年，直到1942年提供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在上海的住址，才将功折罪而获释。
为了重建上海区，戴笠派出得力干将，刚从北平逃脱的陈恭澍接任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发展了留美归国，时任北极冰箱公司的经理陈三才加入军统。陈恭澍将北极冰箱公司被改造成了特别行动小组的秘密据点，并在这里部署了刺杀汪精卫的行动，但由于警卫森严，几次计划都没能成功，于是陈三才就干脆准备在76号附近埋设大量炸药，直接炸毁76号，但就在紧张准备时他被人告发而被捕，不久就被杀害。
图11：计划爆破炸毁76号的军统特工陈三才
戴笠还派出了少将特派员戴星炳来上海，负责和租界方面联系协调。军统人员的军衔都偏低，戴笠到1946年飞机失事去世时，职务军衔是中将局长，铨叙军衔才只是陆军少将，所以在军统中，少将级人员已经是相当高的级别了。当时日军虽然占领了上海的华界，但租界还在西方列强控制下，日军和76号是不能在租界里随意抓捕，抓捕行动事先要通知租界巡捕房，由巡捕房和日军宪兵共同执行，即使抓到了人也得通过程序引渡，所以军统和巡捕房有密切的联系与合作，往往可以事先得到巡捕房的通知而逃脱，就算被抓了也还可以通过关系疏通，不引渡给日军，另外军统在租界里很多行动也要得到巡捕房的配合，所以才派戴星炳这样的高级别干部来负责和巡捕房的协调。
但戴星炳的行踪很快被76号获悉，随即被绑架到76号——如果事先通知巡捕房很可能就抓不到了，所以76号也经常不通过巡捕房在租界以绑架形式直接抓人。丁默邨和李士群对戴星炳很是优待，并希望通过戴星炳和戴笠联系进行合作。戴星炳便将这一情况向戴笠汇报，戴笠回信表示同意，但76号发现戴笠的回信中有些字比较粗，再把这些粗的字连起来看，原来是指示戴星炳假意同意合作，再伺机除掉丁默邨和李士群。丁默邨和李士群恼羞成怒，随即将戴星炳处决。
和戴星炳同时派到上海的军统书记长吴赓恕，他的任务是刺杀汪精卫。他到上海后找到了在伪“维新政府”里任职的老同学陈承纶，要陈承纶一起参加，结果陈承纶却向76号告发，吴赓恕因此落入76号之手，因为他的任务是刺杀汪精卫，所以汪精卫批示枪决，随即被枪杀。
76号随即向军统展开了疯狂的反扑，1941年6月，军统上海区助理书记刘原深被捕，接着军统上海区好几个单位相继遭到破坏，多人被捕，特别是刺杀日本军人最多的第三行动大队，从大队长蒋安华以下60余人除一人脱逃，其余全部被捕。日伪一方面加紧以重金收买叛徒，一方面由日本宪兵队配合76号，对军统人员采取地毯式的大搜捕。
在如此严峻的局面下，陈恭澍只得把所有已经暴露身份或可能有危险的人员全部调离上海，再从后方及忠义救国军中选派人员进行替补，按照整个计划，涉及到的人员总数将近1000人，绝对是个规模浩大的行动。但这个计划才刚刚开始实施，陈恭澍本人和军统上海区书记齐庆斌也在1941年10月被捕，军统上海区再次遭到重创。陈恭澍被捕后受到很好优待，完全出乎陈恭澍的意料，李士群的这一手最终让陈恭澍的心理防线完全崩溃，他交出了9部秘密电台和6箱机密文件，并供出了军统上海区的10个下属部门、8个行动大队和5个情报组，这些军统人员后来有相当一部分加入了76号。
血腥的新闻战和金融战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不少报纸都迁入租界继续宣传抗战。1939年夏，汪精卫来到上海筹建伪政府，他的卖国投敌活动，很快就受到上海新闻界的一致谴责，其中尤其是《大美晚报》最为突出，不仅把矛头直指汪精卫及丁默邨、李士群之流，还把参加汪伪组织的陈济成、冯一先、顾继武、汪曼云等人，骂得体无完肤，同时还连载“汉奸史话”，逐一批判历史上著名汉奸。因此，76号先给《大美晚报》送去恐吓信，但《大美晚报》竟然刊登了“汪派投函，恐吓报馆”的报道。6月27日，《大美晚报》更是在头版转载《汪精卫在东京签卖国协定》一文，把汪精卫的卖国阴谋彻底抖了出来。见《大美晚报》态度如此强硬，丁默邨、李士群一致认为必须要杀一儆百。7月22日晚上，76号特务大举出动袭击报馆，结果却找错了地方，冲向了《大美晚报》报馆对面的《中美日报》报馆。当时《中美日报》报馆的保安见势不妙，赶紧把铁门关死。特务拉门不开，又不敢在租界久留，于是只好冲进附近的《大晚报》报馆，捣毁了排字房，并打死打伤排字工各一名。
《大美晚报》不为所动，刊发了《改汪精卫诗》，对汪精卫昔日“慷慨歌燕士，从容作楚囚”的豪情大加讥讽，汪精卫极为恼怒，下令76号从严打击。8月30日，《大美晚报》的副刊主编朱惺公在去报馆的路上被76号特工杀害。但是《大美晚报》并没有就此屈服，仍不断发表文章揭露汪精卫的汉奸行径。1940年7月，《大美晚报》总编辑张似旭、总经理李俊英、国际部编辑兼记者程振章相继被害。面对如此残暴的屠杀，《大美晚报》依然坚持宣传抗战，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才关闭。
图12：一直坚持抗日宣传抨击汉奸的《大美晚报》报馆
军统也还以颜色，于1940年6月28日枪杀了时任汪伪控制的《国民新闻》主编穆时英，9月3日又枪杀了汪精卫的笔杆子，《国民新闻》社长刘呐鸥作为报复。
围绕汪伪政府发行“中储券”而展开的金融战比针对新闻界人士的暗杀更为血腥。1941年1月，汪伪政府成立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中储券”作为沦陷区的通用货币，以便进一步加强对沦陷区经济和金融的控制。1月30日，军统特工首先出手，枪杀了汪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专员季翔卿。2月20日，汪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遭到炸弹袭击，业务科长张永纲受重伤。3月21日，军统特工又枪杀了汪伪中央储备银行调查处副主任偻侗。
图13：伪中央储备银行
76号随即展开了报复，目标就是国民政府发行法币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这四大银行。就在偻侗被杀的当天深夜，76号的特工来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1412弄10号的农民银行员工宿舍，将12名农民银行员工集中在二楼，然后开枪枪扫射，打死6人重伤5人。
图14：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币
3月22日，76号的特工又分两次从极司菲尔路96号（今万航渡路623号）中行别业，也就是中国银行的员工宿舍绑架了190多名中国银行员工，后经中国银行邀请上海名流营救，几经周折才得以具保获释。中国银行尽管大量员工被绑架，但仍组织员工全力以赴，顶上空缺，在第二天照常开门营业，赢得了广大市民的赞许。
3月23日，交通银行的三名职员被76号特工绑架。3月24日，76号特工又对中央银行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两处办事处进行了炸弹袭击，总共炸死15人。
军统也不甘示弱， 2月20日在汪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炸弹袭击中受伤的业务科长张永纲4月16日在大华医院被军统特工用利斧砍死。汪伪政府财政部长周佛海立即向76号发出“三命抵一命”的指令，李士群随即指挥76号特工，再次包围了中行别业，枪杀了三名中国银行员工。
4月23日，日本宪兵司令部以中行别业屡遭袭击为由，勒令住户立即外迁，并强行接管了中行别业。连续三个月的金融大血战，使得上海滩金融秩序大乱。上海社会各界及英、美、法领事也强烈呼吁早日结束这一血腥局面。蒋、汪双方都认识到如果事态继续发展下去，必定两败俱伤。于是通过上海滩三大亨之一的杜月笙调停翰旋，李士群终于命令76号特工总部停止行动，不久戴笠也命名军统上海区停止对金融界的锄奸行动，金融大战这才暂时落幕。
图15：汪伪强力推行的“中储券”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储券”终于完全驱逐了法币，但由于日军在战场上的节节失利，“中储券”的信用也逐渐丧失，完全是靠着日军的武力强行流通，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储券”也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终于除掉李士群
由于76号有日军作为后盾，而且和军统较量的场所又是在沦陷的上海，日伪方面可以明火执仗地展开行动，占尽了主场优势。而军统只能以租界为掩护，暗中冒险出动，人手少，力量弱，形势相对不利，到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连租界也被日军占领，军统和76号的比拼更是直落下风，这对于戴笠来说，显然难以咽下这口气，他一直在等待除掉李士群一雪前耻的机会。
进入1943年，战争的形势已经日益明朗，日军的失败已成定局。汪伪政府中的大小汉奸也陆续开始找寻退路。而此时羽翼丰满的李士群已经将丁默邨排挤出76号，不但独揽特工总部的大权，而且还先后担任汪伪清乡委员会秘书长、伪江苏省主席，成为汪伪政府中显赫一时的头面人物，这自然也就引起了其他人的不满，比如掌握汪伪政府财政和警察大权的伪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以及被李士群排挤的丁默邨。当周佛海和丁默邨与戴笠接上关系，准备成为军统内线在将来日本投降时留一条后路时，戴笠就明确提出必须除掉李士群来表示归顺的诚意，周佛海和丁默邨本来就和李士群有矛盾，正好借机除掉李士群来换取戴笠的信任，于是就积极进行筹划，最后决定还是要借助日本人的力量来来除掉李士群才是上策。、
由于李士群在清乡期间利用职权大肆囤积物资进行倒卖，不但通过各种渠道抢购紧俏物资转手倒卖牟取暴利，甚至还与日军争夺清乡地区的战略物资，直接侵害了日本兴业院华中联络部等多个部门的利益。同时李士群的囤积倒卖，也破坏了日军在清乡地区物资掠夺计划，严重损害了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战略目标，因此也引起了日军的不满。而且李士群的保护伞武田毅雄已经失踪，影佐祯昭和晴气庆胤也已经先后调离中国，接任日本特务机关长的柴山兼四郎本来对李士群就没什么好感，再加上周佛海等人的撺掇，最终同意除掉李士群。考虑到李士群在汪伪政府中身居高位，还掌握着庞大的特工组织和武装，为人又一向警觉，安全保卫很严，一旦失手可能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决定采取秘密毒杀的方法。据说，除掉李士群还曾经得到过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批示，李士群作为汪伪政府军政要员又曾为日本的侵略立下过功绩，将他解决掉显然区区一个日军宪兵队的中佐是无法拍板确定，必然是要得到更高层的首肯或默许。
图16：李士群的保护伞影佐祯昭
1943年9月6日，日军华中宪兵司令部课长冈村中佐出面在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以调停李士群和汪伪税警总团团长熊剑东的矛盾为名设宴，对于这场鸿门宴有好几个版本，比较主流的说法是，本来李士群就深知宴无好宴，而且和冈村也没什么深交，并不太想去，但碍于冈村日本宪兵队课长的身份不得不去。所以在宴席上李士群非常谨慎，只有主人动过的菜，才稍加品尝，酒水饮料更是绝不入口。最后，冈村夫人亲自端上了牛肉饼，冈村介绍说这是他夫人最拿手的菜肴，是特意为招待李部长而下厨做的，请务必赏光品尝。李士群推辞不过，只得吃了一口。宴席结束后，李士群便回到了苏州家中，据说他还曾设法催呕洗胃，但两天后，李士群突然感到不适，先是腹痛再是上吐下泻，遍请苏州中西名医抢救都束手无策，到9月9日一命呜呼。
李士群一死，76号可谓是树倒猢狲散，很快就被改组为政治保卫局，由原来76号的万里狼、胡均鹤任正副局长，并将政治保卫局划归由黄自强任部长的汪伪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隶属，不久由于76号内部争权夺利，政治保卫局又一分为二，下设第一局、第二局，进一步式微，1945年8月随着日本投降，汪伪政府覆亡，76号也最终彻底结束了其罪恶的历史。
本文来源：网易军事 作者：迟杰责任编辑：姚文广_NN1682
